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大部分时间是以儒家的所谓“德主刑辅”来统治的，实际中掺杂了法家的残酷手段、高压政策来奴役人民。历史的车轮运转到今天，在实行依法治国的同时，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营造高品位的公序良俗，这就要求在立法与执法方面跟上时代的步伐。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在证人出庭作证方面，规定了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就是一个很 “人性化”的法律规定。此“人性化”的法律规定，与儒家的“亲亲相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亲亲相隐”的经典，出自《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此经典讲的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楚国的叶公，向游历到叶县的孔子，介绍当地的法制情况说：“我的家乡有一个正直道德的人，其父亲占有了别人的羊，他就向有司揭发了。”孔子答道：“我的家乡正直道德的人不同于此，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道德就在这里面了。”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亲亲相隐”的经典了。

　　另外，儒家还有两则相类似的故事。第一个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说：“如果看见父亲在偷盗，是应该帮助他呢？还是应该抓他报官呢？”孔子说：“都不行，扭头跑开才对。”第二个是孟子的学生桃应说：“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会让他任命的法官皋陶抓其父亲吗？舜怎样做才合适呢？”孟子答道：“他不能阻挡皋陶抓其父亲。在舜看来，放弃天下就像扔掉破鞋子一样，他很可能是背着父亲逃走，在大海边住下，享受天伦之乐，忘却掌握天下的大权。”

　　“亲亲相隐”主要反映了儒家伦理法系重视亲情的一面，同当前倡导的人性化执政，着重保护人权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仿之处。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新刑诉法在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就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也是立法者为防止“至亲”之间反目成仇，家庭亲情遭破坏，同和谐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在此方面的良苦用心。

　　在具体的刑事审判工作中，在执行“至亲”不强制到庭质证方面，要厘清涉及此方面的几个问题，以便正确的贯彻执行新法。第一是要明确刑诉法总则指导分则，但分则的个别条款也可例外；第二是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同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范围不相同的问题；第三是如何解决在共同犯罪或并案处理二名以上被告人时，被告人之间存在“至亲”关系，在法庭上质证的问题和“大义灭亲”从宽处理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问题。

　　新刑诉法在总则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第九十九条中又进一步强调：“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证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要依法处理。”在“分则”中又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在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了例外的情况，即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质证。新刑诉法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应当肯定是与儒家“亲亲相隐”有很大区别的。当今是法治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律的主旋律是惩罚与保护并重，在充分尊重保护人权的同时，又要准确及时的打击犯罪。“亲亲相隐”是亲情至上的包庇行为，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唐律中，也是有条件“相隐”的，只能局限于一些很轻的犯罪，而不是重罪，如犯谋反、谋大逆、亲属之间相互侵犯，就不适用“亲亲相隐”这个儒家法系原则。

　　要注意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所指的“至亲”，同第一百零六条第六项规定的“近亲属”是不相同的。“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关于“至亲”应该理解为最亲近的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第一顺序人：即配偶、子女、父母。依照此法规定，兄弟姐妹是法定继承第二顺序人，是同祖父母、外祖父母为同等顺序的继承人。也是亲人，但不是最亲近的人。由此看出，不强制到庭质证的证人，掌握的面是很窄的。也就是说被告人的近亲属是兄弟姊妹时，在作为案件的关键证人且有必要出庭时，也可能存在出庭作证的问题。但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要从严掌握尽量避免。同时还要注意，在新刑诉法中对“近亲属”赋予了新的权利，与老法相比权利内容扩大了。如在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就规定：“近亲属可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代为委托辩护人。”“代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法律赋予了近亲属多项新权利，也是立法者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权，所采取的多种措施之一。

　　在审理同案被告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时，被告人之间是“至亲”关系时，可否“同堂对质”呢？这应该从立法的本意上来理解，被告人的陈述与辩解均是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可在法庭上作为“证言”来出示，让双方质证，也能产生“查证属实”作为定案根据的效果。不应该让存在“至亲”关系的被告人，在法庭上“先对眼后翻脸”。如这样做就不符合立法的本意了。此问题也有待于司法解释的进一步明确。

　　另外，还要清楚我国现施行的刑律，是以“大义灭亲”为主题的，但也有为家庭和睦，采取有限容忍的一些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等犯罪，只要不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是只有自诉人 “告诉”才处理。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如“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这也是与“亲亲相隐”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刑律的主要方面是拒绝“亲亲相隐”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三百一十条至三百一十二条就规定了，明知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所得赃物，而帮助逃匿、隐匿的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是要分别构成窝藏、包庇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此类犯罪往往产生在熟人、亲友之间，碍于面子或亲情而受连累。这也是刑律为维护社会大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有关司法解释，也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2月22日制定的《关于处理自首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就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察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与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这是对“大义灭亲”从轻处理的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要着重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发落，让被告人也得到“实惠”。尽量弥补亲人之间所产生的裂痕。

　　儒家的纲常礼教与习惯，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法律渊源，“亲亲相隐”就在其中，有其合理成分。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刑律又是一个“重器”，在其修正时能合理的吸取各方精华，是深受大众欢迎的，也是法治与时俱进的一个具体体现。


（作者系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加强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工作的通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各部委直属公司，各外贸中心，各商会、协会、学会，驻美国经商参处、驻欧盟使团：
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糖精立案反倾销以来至1997年4月，国外对我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约达280起，对我反倾销的国家越来越多，涉及产品越来越集中于我大宗、传统出口产品和我具有出口发展潜力的产品，我因此而遭受的损失达数百亿美元。国外对我出口产品反倾销已成
为我发展对外贸易，加快出口以及实施市场多元化的主要障碍之一。
多年来，为做好我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工作，在国务院直接领导及各有关部委积极配合下，外经贸部有关司局、各进出口商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下称“商会”、“协会”）、地方外经贸委和进出口公司以及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1994年4月4日外经贸部发
布《关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发生的反倾销案件的应诉规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1994年第1号，下称《应诉规定》），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工作开始实施规范化管理，反倾销应诉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保护我出口市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工作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一方面有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出口产品反倾销采取歧视性法律和做法，程序也不规范，使我组织应诉非常困难，应诉结果也不尽人意。另一方面，反倾销应诉工作政策性和专业性强，工作难度大，应诉的组织协调还缺乏
有效机制，我一些企业对反倾销严重后果认识不足或不积极应诉，这些问题都影响着我反倾销应诉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应诉质量。
为了进一步加强反倾销应诉工作，尽快扭转国外对我出口产品反倾销的不利局面，保护我出口市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现结合《应诉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各单位按照执行：
一、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对反倾销应诉工作的认识。重视和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是实现外经贸工作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是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要求，是整顿外贸经营秩序、保持我国外贸出口健康有序发展的要求。应诉工作做得好坏，不仅影响企业利益、国家利益，甚至影响我国2
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实现。
二、进一步加强对反倾销应诉工作的统一管理。加强统一管理是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的前提，各有关单位要明确职责。外经贸部是反倾销应诉工作的主管部门，外经贸部条法司负责具体指导反倾销应诉工作；各进出口商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代表企业利益负责组织反倾销应诉，各涉诉
企业要通过商会、协会统一聘请律师对外应诉；各地方外经贸委（厅、局）配合商会、协会组织反倾销应诉，在特殊情况下可经外经贸部授权直接负责组织反倾销应诉；有关出口公司和生产企业必须参加反倾销应诉。
三、各有关单位应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外经贸部《应诉规定》和有关聘请律师和参加国外听证会的有关规定，做好反倾销应诉的组织工作。
四、反倾销应诉工作政策性强，各有关单位在协调反倾销应诉中应注意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工作纪律，加强反倾销应诉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各级领导要做好重要决定的把关工作。凡涉及比较敏感案件的决定和对案件结果有影响的决定，应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五、建立反倾销大案的协调制度。对于超过3000万美元的反倾销案件和其它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应由负责组织应诉的商会或协会建立案件应诉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领导小组应吸收有关单位和主要的应诉企业参加。有关应诉的重要决定应由领导小组作出并报外经贸部批准后
方可实施。负责组织反倾销应诉的单位要加强对反倾销应诉工作的协调配合，在反倾销案件涉及不同的商会或协会时，应实行一家牵头多家配合的制度。若某一具体案件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比较多，亦可由外商投资企业牵头、有关的进出口商会配合进行应诉。
六、完善外经贸部反倾销主管机关、驻外使领馆、各有关商会、协会以及相关公司之间的反倾销案件通报制度。反倾销案件发生以前，要及时相互通报有关情况，健全有效的出口反倾销预警机制，并做好反倾销应诉前的准备工作。反倾销案件发生以后，商会、协会应及时向有关涉诉企
业发出应诉信息，并及时组织和指导有关公司和企业应诉。反倾销应诉工作要建立专门的档案，详细记录有关应诉的具体情况和数据，在应诉过程中要及时向外经贸部主管部门通报案件进展情况，并每季度向外经贸部主管部门做一次书面总结。
七、进一步加大对低价出口和不参加应诉企业的惩处力度，具体落实“谁应诉，谁受益”原则。外经贸部已于1996年3月20日发布了《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1996年第1号），各进出口商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应及时向外经贸部反映
企业低价出口情况，并提出处罚建议；外经贸部有关司（局）应在外贸经营权、出口配额等方面制定出鼓励参加反倾销应诉的具体办法，具体落实“谁应诉，谁受益”原则。
八、进一步加强对反倾销应诉工作的领导和反倾销机构的组织建设。各有关单位的主管领导要切实重视反倾销应诉工作，认真听取每一个反倾销案件的汇报、请示，及时布置组织有关的反倾销案件的应诉工作。因反倾销工作具有连续性，各商会和协会应设立专门负责反倾销工作的处（
室），配备专职的反倾销业务人员。涉诉案件多的地区的外经贸委（厅、局）和公司的法律处（室）应配备了解反倾销知识的专业人员。上述有关机关、部门应在人、财、物方面对反倾销处（室）和人员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从事反倾销业务的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遵守纪律，掌握反倾销专业知识。商会、协会也应创造条件，不断培养和提高在这方面的素质，使他们能有效地指导公司、企业的反倾销应诉工作。
九、进一步加强对反倾销的调研工作。各有关单位应指派专人负责反倾销的调研工作。从具体的案件中总结研究反倾销的成因、影响和规律，找出反倾销应诉工作的经验和规律，用以指导我公司、企业有效地避免反倾销案件的发生，变被动应诉为主动预防。
反倾销应诉工作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我出口产品市场，是关系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件大事，各有关部门、商会、协会、企业要按照《应诉规定》的要求，并结合上述有关通知，积极组织和参加反倾销案件的应诉，争取使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应诉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绩。


1997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