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震惊社会的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余波未了，浙江叔侄强奸案又成了媒体热炒的话题。反思这些冤案、错案，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但其相通之处为辩护律师未及时介入或介入后未充分行使其辩护权、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重新反思，改变传统的对律师不当定位的观念，切实将其视作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力量，从制度上为律师进行有效辩护提供保障，从而实现刑诉准确打击犯罪和及时保障人权的目的。

　　关键词：律师；有效辩护；制度保障


　　一、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

　　1.实现权利保障的重要力量

　　刑事被追诉者处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中，其精神往往处于恐惧之中，根据人权保障的理念，其有获得帮助的权利。此种帮助首先表现为国家有义务建立相关制度，如刑事辩护制度以保障被追诉者有权从国家获得帮助；其次表现为国家有义务建立律师制度，以保障被追诉者有权获得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律师的帮助；最后表现为若被追诉者无力从社会获得帮助时，国家有义务提供此种帮助，即法律援助。从此种意义上讲，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是被追诉者人权保障的基础，是实现其他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前提。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面对的是强大的司法机关，而且诉讼结果将决定其人身自由、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的丧失，可以说辩护律师不仅仅是在为被追诉者辩护，更是在为自由和生命辩护。能否为被追诉者提供有效地、实质性的辩护已经成为衡量一国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作为被追诉者利益“捍卫者”的辩护律师，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2.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力量

　　诉讼民主是现代诉讼构造的题中之义，根据诉讼民主的要求，在控辩审构成的三方组合中，法官居中裁判，并通过控辩双方的互动来寻求案件事实的准确判定与法律的正确适用。但如果辩护权不能得到有效行使，刑事诉讼就易演变为以控方单方面指控的证明过程，被追诉者就沦落为诉讼的客体，刑事诉讼的基本构架和刑事程序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如此，必要的质证、充分的说理、控辩双方的辩论交锋都难以开展，诉讼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既无法实现程序公正，又难以保证实体判决的公正。

　　3.克服司法积弊的重要力量

　　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协调等工作机制，虽然有利于高效地打击犯罪，但是该机制存在对被追诉者人权保障相对不足的问题。相对于权利保障的国际发展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多年来一直存在于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有罪推定等早已成为司法积弊。因此，强化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和辩护职能，建立中立、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而现实中出现的刑事辩护相对萎缩的状况，恰恰与此相背离，不利于解决这些积弊。

　　二、律师在有效辩护中面临的困境

　　现代法治文明创设了辩护制度，但是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对辩护律师的偏颇观念，造成律师的意见常被忽略；制度设计的不严密，造成律师取证尚存难题；法庭言论豁免权的缺失及妨害作证罪的存在，造成辩护律师“怒不敢言”。凡此种种，大大制约了辩护律师对被追诉者的有效辩护。

　　1.部分司法工作人员的观念偏颇

　　自古以来，律师在我国社会中的评价都不高，此点可以从“讼棍”这一律师的代名词中得以印证。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虽然民众对律师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是由于部分律师无理“闹庭”、违规发难、经常与主审法官对抗等情形的存在，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将其视为影响正常结案的“敌对力量”。其认为，一旦强化律师的权利保障，将会给律师违法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不利于准确、及时打击犯罪。故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对律师的辩护百般阻挠或置之不理，出现“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局面。

　　2.取证难的问题仍未解决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律师面临着“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难题，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至第39条的规定，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效缓解了律师的会见难和阅卷难的问题。但是，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问题依旧面临较多尴尬。诸如，新刑诉法第41条规定了辩护律师主动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的情形；新刑诉法第56条规定了辩护律师向法院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新刑诉法第192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和申请通知证人到庭作证的情形。但实践中可能出现下列尴尬局面：有关单位、个人不同意律师直接取证；法院和检察院不许可律师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等人取证；法院和检察院不接受律师收集、调取相关证据或通知证人出庭的申请等。如此，严重阻碍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在法庭中的辩论就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外，新刑诉法第5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相比之下，差别待遇十分明显，控辩平等即使在形式上也未做到。可见，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歧视性规定，严重制约了其有效辩护的实现。

　　3.律师伪证的追究与言论豁免的保障缺失

　　新刑诉法第42条规定了：“辩护人或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做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该规定中“威胁、引诱证人做伪证”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规定，极易被作为追究辩护律师责任的依据。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诉讼立场的不同，辩护律师调查取得的证据与侦查、检察人员取得的证据不同是十分常见的，而“威胁、引诱证人做伪证”难以严格界定。

　　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妨碍作证罪， 该条被律师们戏称“死亡条约”、“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恶劣之处在于为公权力机关的“职业报复”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法定的证据种类，被追诉者一旦翻供，就可能置辩护律师于“毁灭了原来的证据、伪造了新的证据”的质疑境地。该法条的负面效应，使原本步履维艰的刑事辩护雪上加霜。另外，虽然律师法第37条规定了律师的言论豁免权，但在实践中其不能或不敢在刑事辩护中畅所欲言、据理力争，有效维护被追诉者的合法权益，因为律师在法庭上的犀利的言词可能涉及到对有关单位或个人的批评，容易“犯忌”甚至受到追究，因此，辩护律师的发言往往谨小慎微，使被追诉者不能得到有效地辩护。刑事辩护职能的弱化甚至消失，是冤假错案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佘祥林杀妻案、聂树斌奸杀案等无不与律师未能积极有效地参与辩护、与控诉方有效对抗有关。

　　三、相关完善措施

　　法官作为“法律和正义的化身”踞于控、辩双方之上，应在国家利益和被追诉者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不能对任何一方有所偏见，否则正义的天平必将倾斜。相对于强大的控诉方而言，辩方处于弱势地位，为有效地维持控、辩平等对抗的局面，法官不仅要改变对辩方的偏颇观念，还要对辩方进行特殊的程序保障。

　　1.改变对辩护律师的偏颇观念

　　如上所述，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将律师视为影响正常结案的“敌对力量”，并认为律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笔者承认，部分律师为了赚取代理费用而劝导当事人上诉，部分律师为了在法庭上“表演”给当事人家属看而违规发难、无理闹庭等。对于此，应当采取一事一议、就事论事的方式，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行通报，而不能轻易地以此情况为借口扩大为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另外，我们应当审视律师素质不高是否能够成为制度上限制律师有效辩护的充分理由。

　　律师队伍出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被“逼”出来的。在刑事诉讼中，部分律师因为没有合法的活动空间，才会用涉嫌违法的方式去争取一些正当的活动权利。例如，律师的意见在法庭上不受重视，但只要与法官有某种特殊关系，法官就可能通过私下沟通接受其意见。司法的规律表明，只有开辟合理的制度通道，才能堵住那些破坏法治的“歪门邪道”。因此，我们应客观地正视律师队伍所出现的问题，改变对律师队伍的偏颇观念，将律师视为法院的同盟军，视为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2.保障律师证据调查及保全的申请权
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财产保险办法


(一九九0年一月十六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一九九0年三月四日省政府第10号令发布)


第一条 为使全民所有制企业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时，能及时得到经济补偿，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下称被保险人)，均应依照本办法向当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下称保险人)办理财产保险。
第三条 办理财产保险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的规定签订合同。
保险财产的范围、保险责任、除外责任、保险金额与赔款计算，按照《中华人民保险公司企业财产保险条款》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企业财产保险的期限一般为一年，期满应办理续保手续。
被保险人应当在签订财产保险合同或办理续保手续后十五日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保险费率，一次交清保险费。
企业财产保险费列入成本。
第五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名称、保险财产占用性质、保险财产所在地址、保险财产危险程度等事项如有变更，被保险人应当及时向保险人申请办理批改手续。在需要增加保险费时，应按规定一次交清。
第六条 被保险人必须遵守国家和我省有关部门制定的关于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和劳动保护等有关规定，维护劳动者和保险财产的安全。并接受保险人对保险财产的安全检查，对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各种灾害事故隐患，在接到保险人或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通知书后，必须认真付诸
实施。
第七条 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避免扩大损失，并立即通知保险人查勘现场。
第八条 保险人对发生保险事故所造成的保险财产的损失，应当按照财产合同规定履行赔偿责任。
第九条 被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时，应当提供保险财产损失清单、救护费用清单以及必要的帐册、单据和证明。
被保险人提供的各种单证必须真实可靠。严禁涂改帐册，伪造单证，制造假案等欺骗行为。
第十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要求赔偿的单证后，应当根据审批权限及时审定、核实，保险赔偿金额一经保险合同双方确认，保险人应当在十日内一次偿付结案。超过期限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对企业短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
第十一条 保险财产遭受部分损失，经保险人赔偿后，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但其保险金额应当相应减少，并由保险人出具批单批注。
第十二条 保险财产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当由第三方负责赔偿的，被保险人应当向第三方索赔。如果第三方近期确实无力赔偿，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时，保险人可按照本办法规定先予赔偿，但被保险人必须将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并协助保险人向第
三方追偿。
第十三条 被保险人从通知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当日起三个月内不向保险人提供本办法第九条的各种必要单证，或者从保险人书面通知之日起一年内收不领取应得的赔款，作为自愿放弃权益。
第十四条 被保险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
(一)不按规定交付保险费的；
(二)具有灾害事故隐患，又不执行保险人或有关主管部门的整改建议的；
(三)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变更，不按规定办理批改手续的；
(四)对企业财产的主要危险情况不申报或者作虚假报告的；
(五)发生灾害事故后，不采取措施救护，放任损失扩大的；
(六)伪造单证或制造假案骗取赔款的。
第十五条 对以伪造单证、制造假案等骗取赔款的，保险人有权追回赔款，要求骗取人赔偿直接损失。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被保险人在合同有效期内未发生保险赔款，续保时由保险人按其上年实缴保险费的7%返还被保险人，用于企业财产安全防范建设。
对防救灾害的先进单位或个人，保险人可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七条 保险人应主动与被保险人联系办理保险手续，并积极协助被保险人做好安全检查及防灾防损工作。对发生保险范围内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应按照“主动、迅速、准确、合理”原则给予经济补偿。
第十八条 保险人所属工作人员，应认真学习保险业务知识，积极宣传保险法规和本办法，廉洁奉公，依法办事。对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由所在单位或其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对未参加保险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因灾害事故或意外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财政部门不得予以核销或拨款。
凡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经济损失，保险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支付赔款。
第二十条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发生争议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协商解决。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依法申请合同仲裁机关裁决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自愿参加企业财产保险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省人民政府一九八一年七月八日发布的《河南省地方国营企业财产保险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1990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