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鉴 台湾大学 教授

　　作为一门与司法实践紧密联系的学科，法学与其他人文学科有较大的区别。法学教育不仅要传授法学知识，而且还要担负起培养掌握各类法律技能，胜任实际法律工作的“法律人”的重任。由此观之，“实践性”、“应用性”成为当前大陆法学教育的一个导向，可谓是顺应了法学教育的内在规律。

为了培养法科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就需要强化法学院的实践性教学。法学实践性教学的内容广泛，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不过，案例教学在其中始终居于某种关键地位。纵观当今世界，影响较大的案例教学模式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个案教学法”、以德国为代表的“实例研习”，以及起源于美国并风靡全球的法律诊所教育。

教学方式不同选择的背后，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关于法律实务能力培养的不同理念。美国法学教育以律师为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是法学院的培养与法律职业实践紧密结合。德国法学教育以培养法官为导向，学生本科阶段的法律素质教育由法学院承担，法律职业培训则由法院、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承担。所有毕业生在大学教育结束时必须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然后，在大学外继续他们为期二年的第二阶段实务训练。尽管培养模式不同，但殊途同归，上述两种模式基本上都能让学生具备必要的法律实务能力。

中国大陆既没有英美法系的律师职业培训，也没有大陆法系专门系统的实务训练，再加上法学教育同时兼顾法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其结果必然导致法科毕业生不能满足社会对于法律实务人才的要求。为解决上述问题，大陆教育主管机关和高校法律院系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年来，法学实践教学在大陆受到广泛重视，法律诊所、模拟法庭、案例分析、谈判等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课程获得长足发展。复旦法学院创立的“个案全过程教学法”，就是在加强实践性教学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该教学法形成了一种新的案例教学思路和模式，值得大力推广。其特色主要是：

第一，“个案全过程教学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大陆判决书达不到案例教学要求的问题。近年来，大陆学者在借鉴境外案例教学方面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但大陆案例教学的瓶颈是判决书问题。中国大陆的判决书说理部分过于简单，与美国、德国等国家案例教学对判决书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而这些又非短期内能够予以解决的问题。但是，通过选取律师辩论充分的个案全过程材料，判决说理部分过于简单的问题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弥补。

第二，“个案全过程教学法”的训练方法有助于解决学科划分所造成的教学案例与现实案例不完全接轨的问题，提升学生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传统上案例教学限于本学科问题，从学科划分角度看是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但它的弊端在于割裂了学生对实体法和程序法以及案件整体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是不利的。而在主要实体法、程序法课程基本学习结束的情况下开设这样一门打破学科界限与真实案例完全接轨的课程，对提高学生实务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个案全过程教学法”不仅能使学生受到较为系统的法律实务训练，同时，还能通过实务训练，深化学生对理论问题的认识，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个案全过程教学法”，是以法的运行过程来培养学生的律师职业技能的，学生基本上能够看到全部案件材料，经历案件的全部过程，并能够得到包括初审阶段在内的全方位的模拟训练。与此同时，训练学生的案例中大都涉及到实体法和程序法中一些基本的或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深入理解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实务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四，“个案全过程教学法”更新了模拟法律诊所课程教学的内容，扩大了模拟法律诊所教学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模拟法律诊所小班上课成本高的难题。诊所必须小班授课是因为其教学内容主要是一系列的角色扮演和模拟训练，这些教学内容大班上课比较困难。诊所教育这一资源密集型的特点严重制约了其发展。即使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诊所教育所需要配备的教师-学生比例（1:8的比例是内设式法律诊所的非正式标准），也阻碍了诊所法律教育的普及。[1]而“个案全过程教学法”的许多训练内容与传统的案例教学课有共同之处，这部分内容传统上大班上课是可行的，这就为全面铺开这一重要的实践性教学方式创造了条件。

第五，“个案全过程教学法”通过模拟法律诊所课程案例类型和案例选择范围的变换，使参加模拟法律诊所课程学习的学生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律师实务技能训练和理论上的收获。除直接接触当事人的法律诊所外，教学成本较低的模拟法律诊所在美国也比较流行。这类诊所是从真实诊所的实践和程序中挑选出问题，并重新组织教学活动。但学生日常接待中接受的案件，有相当部分并不适合学生律师技能的学习和训练。而“个案全过程教学法”中的案例是教师在律师代理的大量案例中精心遴选的，每个案例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案件的难易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案件应当包含较多的有价值的问题点，更能够体现法律知识之间的关联性、融贯性与综合性。[2]

当然，作为一次全新的尝试，该教学法有一些地方让人留有期待。比如，案例选取可否遵循更加严格的标准，以便学生讨论的案例更具有代表性？案件中提供的双方当事人的案件材料是否能够更加均衡，以便学生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和更加全方位的彼此对抗？类似这类问题，相信作者会伴随未来的课程建设，不断斟酌、取舍和完善。

我深知案例教学对于法科学生培养的重要性，多年来一直倡导案例研习与案例教学。看到“个案全过程教学法”的问世，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希望，该成果的作者通过深入地理论研究和不断地探索与实践，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该教学成果，使之达到更高的水平。同时我也期望，这一领域的教学改革会在祖国大陆迎来它的春天。


　　注释:
[1]Elliott S. Milstein :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house Clinics, Externships, And Simulations , 51 J, Legal Educ, P375.
[2]“个案全过程教学法”在每个案例的开头部分都要分析选择该案例的理由和标准。例如，王飞、王小莉诉张文斌不当得利纠纷案，仅涉及一笔银行转账的事实，但从实体上来看，原告主张权利却先后涉及到了借贷、不当得利、侵权损害赔偿和返还原物等请求权基础。从程序上来看，就同一银行转账事实涉及到真正权利人是谁，原告提起诉讼是否主体适格？当事人先后提起的诉讼，是否存在请求权的竞合，是否违背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同请求权基础涉及不同权利构成要件，当事人举证责任如何进行配等问题？在案件的处理上，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的看法不尽一致。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地研讨，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出处:《法学》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