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



（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200025）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认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的具体诉讼主要是基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1955年的批复并不能排除在判决中引用宪法的可能，在刑事判决中不引用宪法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但不能扩大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中一概不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对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院因此剥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没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根本无权中止宪法的执行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能决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2、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其一、宪法的章程化的观念。人们在性质上把宪法等同于一般政党、团体内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内部事务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文件，而宪法作为一种法，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把宪法看成章程就是把宪法划入了思想意识和纪律的范畴，在观念上已经潜意识地否定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其二、宪法的纲领化的观念。纲领是现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及其行动的步骤。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把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看成是法定权利，而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焦洪昌教授说过：“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观念，后来随着社会进步，被人们看成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能得到司法救济。”[2]笔者认为像平等权这样的宪法权利还处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阶段上，不能被司法保护也是意料中的事。其三、宪法的政治化的观念。人们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似乎凡是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把宪法学搞成了政治学。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宪法几乎丧失了作为法应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决宪法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斗争，而不是司法过程。[3]总之，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不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理论上说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宪法意识不强。人们逐步形成宪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4]

三、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必要性。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至上观念的需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既然宪法也是法，那就应该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下位法中找不到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法院可以直接拿宪法作为判案依据，岂不是把宪法的作用定位为替其它法律拾遗补缺？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利于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不然。这正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防线，其它法律无能为力时，宪法可以挺身而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首先，根据专家统计，宪法中规定的十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具体落实保护措施的只有一半，例如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法律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如果宪法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陷。再次，有些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被强行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案子，法院将其列为行政诉讼案件，这超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主体侵犯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的学校作为准行政主体侵犯的是原告的受教育权。因此适用宪法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的条款作出判决才是恰当的。

四、宪法的司法适用的规则。我们在解放思想，确认宪法也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宪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罪刑法定”的原则。这里的“法”只能解释为刑法，不能作任何扩大解释。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它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宪法也能定罪量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民的基本人权何以保障？2、法院在面临宪法、法律都对涉讼行为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适用这些法律就等于间接地适用了宪法，所以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宪法这个“尚方宝剑”。3、法院在认为宪法、法律对涉讼行为作出了不同规定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在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能由权力机关来判断。所以法院应中止审理，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违宪与否。如果法律违宪，则直接适用宪法。4、法院面临法律没有对涉讼行为作出规定，而宪法作了规定时，应当适用宪法。现实生活中这类案件往往不被受理，如王立春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法不授权则不受理”的立案制度。其实“法不授权不可为”一般针对具有主动性、扩张性的行政机关，而审判权则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是法院审判权的前提。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通过限制法院的受案范围来防止滥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5]5、法院在审理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时，部分适用宪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院指出：“陈某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最高院把此案仅是看成特殊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应是宪法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宪法诉讼是核心。虽然宪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制裁性，但确认和宣告某个行为违宪，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撤销违宪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裁。它体现了司法者对违宪行为的否定态度和对受害人的支持，但为了更有利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还支持他们的民事、行政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就表现为民事赔偿。这类案件应该首先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确认行为违宪，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人的其它法律责任。
注释:
[1]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
[2] 南香红、曾民：《成都“身高歧视案”引发宪法平等权讨论》，《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第7版。
[3]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第86页。
[4] 周叶中、刘鸿章：《加强宪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
[5] ]蒋德海：《宪法司法化对我国立案制度和判决模式的影响》，《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 页。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试行）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12月22日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第三章 社会保护
第四章 学校保护
第五章 家庭保护
第六章 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
第七章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矫治和保护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根据宪法、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各负其责，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三条 每个未成年人对自己的各项合法权益都有自我保护和请求保护的权利。
第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坚持教育、培养、保护、矫治相结合的方针。
第五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范围内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第二章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第六条 省、市（地区）、县（区、县级市）、乡（镇）、街道办事处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协调和推动本地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七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共青团组织。
第八条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监督、检查本条例的实施；
（三）制定保护未成年人的措施；
（四）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村）民委员会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协调；
（五）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交流、推广工作经验；
（六）接受、转办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检举、控告或申诉，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案件；
（七）其它有关工作。
第九条 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可以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基金，用于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未成年人完成义务教育，资助未成年人的文化、科技、体育、娱乐活动及其它事宜，奖励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自愿捐助未成年人保护基金。
保护基金的筹措、管理及使用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章 社会保护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保证国家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领导所属部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十一条 教育主管部门应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河南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加强对本辖区中、小学校工作的领导，特别要加强学生的学籍管理，对学校的校舍和设备等情况要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解决不了的应向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
第十二条 教育主管部门应做好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工作，逐步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克扣、挪用教育经费。
第十三条 教育主管等部门应加强盲、聋、哑、弱智学校和工读学校等特殊教育的领导工作，并注意盲、聋、哑、弱智和工读等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
有关部门对举办盲、聋、哑、弱智学校和工读学校的工作应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十四条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加强中、小学校校舍、设备和场地的管理，禁止使用危险校舍和不安全的设备，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挪用学校的校舍、设备和场地。
第十五条 公安部门应加强中、小学校的治安保卫工作，对扰乱学校教学秩序，侮辱、殴打师生员工的，应及时查处。

第十六条 文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中、小学校附近营业性活动的管理工作，禁止在学校门口摆摊设点，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
第十七条 学校、街道办事处、居（村）民委员会对逃避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应进行教育，并责令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送其返校就读。
第十八条 劳动人事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会应监督、检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对国家劳动保护法规中关于未成年人就业和劳动保护规定的执行情况。
一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童工。
第十九条 街道办事处、居（村）民委员会应作好本辖区已接受义务教育，尚不到就业年龄的未成年人的组织工作，有关部门要积极协助对他们进行各种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
第二十条 民政部门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立或扩大社会福利机构，负责对无依无靠又无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的抚养和教育，居（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给予协助。
第二十一条 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部门应积极组织和鼓励各种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文艺作品的创作、编辑、出版、发行和演出。
各种文化和文艺活动场所，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未成年人提供方便和优惠。
青少年活动场所应主要用于青少年的各种活动。
第二十二条 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图书、报刊、影视音像、戏剧、音乐、美术等文化作品的审查制度。对不宜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应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
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放映、复制和传播有害其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和音像等制品。
禁止让未成年人进行残忍、恐怖等摧残其身心健康的表演。
营业性舞厅、酒吧不得向未成年人开放。
一切公共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员，对有害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和行为应劝阻、制止，制止无效的，应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
第二十三条 各级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应把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第二十四条 任何公民发现夜不归宿、流浪在外的未成年人，可以询问、帮助，并应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街道办事处或居（村）民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五条 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公民都有权制止，并应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有关部门举报。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认真调查处理。对无管辖权的，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处理。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及时查处。
拐卖未成年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对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的犯罪活动和解救被拐卖未成年人的工作，有关单位和居（村）民委员会应积极协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

第四章 学校保护
第二十七条 学校应贯彻落实国家的教育方针，端正办学方向，防止片面追求升学率。在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要重视学生的道德、思想、纪律、法制、爱国主义教育和体育锻炼，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政法部门应协助学校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第二十八条 学校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休息、文娱、体育和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学生参加文娱、体育、科技、劳动等有意义的活动，不得使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
第二十九条 学校应对学生进行生活指导，教育学生不饮酒、不吸烟、不早恋、不赌博、不打架斗殴；对有上述行为的，应配合家庭进行教育。
学校应适时对学生进行青春期教育。
第三十条 学校对学生中的孤儿和残疾者，应采取保护措施，帮助他们克服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并教育其他学生尊重帮助他们。
第三十一条 学校对后进的学生应耐心帮助教育，不得歧视；不得对学生进行罚款；无正当理由不得勒令学生退学。
教师不得侮辱、体罚学生，不得随意中断学生上课。
第三十二条 学校应建立健全家长会和家访制度。教师应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反映和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协助家长进行家庭教育。学生家长应支持学校和教师的工作。

第五章 家庭保护
第三十三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抚养、教育、保护的义务。
第三十四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用健康的思想、良好的行为、正确的方法影响和教育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不应溺爱、迁就、放任不管或辱骂、体罚。
第三十五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关注未成年人的青春期生理、心理变化，并及时给予指导；发现未成年人有早恋现象的，应予劝阻。
第三十六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保障未成年人接受和完成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期间，不得无故让其中途退学。
对旷课、逃学的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对其批评教育，并送其返校就读。
第三十七条 未成年人有下列不良行为之一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对其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矫正：

（一）阅读淫秽读物或收听、收看淫秽录音、录像的；
（二）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的；
（三）打架斗殴、赌博、夜不归宿或流浪在外的。
第三十八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在没有监护措施的情况下，让未成年人分户独居。
第三十九条 未成年人父母离异或死亡的，父母有残疾或被判刑、劳动教养的，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居（村）民委员会应督促其他监护人作好对他们的保护和教育工作。

第六章 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
第四十条 未成年人应做到：
（一）勤奋学习政治、文化、科学、法律等知识和劳动技能；
（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三）遵守法律，遵守纪律，遵守社会主义道德，敢于同一切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四）尊重教师、尊老爱幼、谦虚诚实、团结互助；
（五）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
第四十一条 未成年人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抵制。
第四十二条 未成年人对侵害自己或其他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可向学校、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有关国家机关检举、控告、申诉；学校、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有关国家机关不得推诿、延误。

第七章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矫治和保护
第四十三条 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由专人承办，人民法院应组成专门的合议庭审理。

第四十四条 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应严格依法办事，并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方式、方法进行讯（询）问、审查和审理，注意保护其自尊心。
第四十五条 公安、司法行政机关对拘留、收容审查、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未成年人，应同成年人分开，实行分押分管。
第四十六条 十二周岁以上不满十七周岁的未成年人，具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需送工读学校就读的，应严格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设区的市应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举办和办好工读学校，其它市也可以兴办工读学校。
工读学校应坚持“立足教育、挽救孩子、科学育人、造就人才”的方针，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文化程度、接受教育的表现，进行道德品质、法制纪律、文化知识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
第四十七条 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具有违法犯罪行为但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送劳动教养所劳动教养；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送少年犯管教所。
劳动教养所、少年犯管教所应坚持“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改造，组织他们学习政治、法律、文化、技术知识和参加劳动。
第四十八条 工读学校、劳动教养所和少年犯管教所的教师、干警和其他工作人员，不得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刑讯、体罚、侮辱、虐待。
第四十九条 工读学校、劳动教养所和少年犯管教所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教育，做好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
第五十条 工读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学、参军或就业。
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的未成年人的安置教育，按《河南省安置教育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暂行规定》执行。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五十一条 对在保护未成年人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应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尚不够行政处罚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犯未成年人利益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构成犯罪的作如下处理：
（一）侵占、克扣、挪用教育经费的，侵占、挪用校舍、设备和场地的，侮辱、殴打师生员工的，扰乱教学秩序的，侮辱、体罚学生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第四款处理。
（二）使用童工的，责令立即改正，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
（三）故意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放映、复制和传播有害其身心健康的图书、报刊、音像等制品的，文化、广播电视、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没收其非法物品及非法所得，并处二百元至一千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并对直接责任人予以治安处罚
。
（四）营业性舞厅、酒吧的经营者允许未成年人入内的，由文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处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五）让未成年人进行残忍、恐怖等摧残其身心健康表演的，文化、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立即制止，并处五十元至五百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并对直接责任人予以治安处罚。
（六）干扰、阻碍解救被拐卖未成年人工作的，给予治安处罚。
第五十四条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根据本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时，必须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办理。
罚没财物缴地方财政。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时，按国家法律、法规执行；本省过去有关规定与本条例相抵触的，按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1989年6月1日起试行。



1988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