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必须严格依据现行法律作出判决，也就是要在三段论的框架下将援引的法律规则依据上述理念进行解释，而不能抽象地凭借某种理念对案件作出裁判，换言之，裁案的关键应该是司法观念，而不是其他，如果法官可以单纯地依据血缘关系的观念直接对特定案件作出认定，则意味着其他案件中也可以不考虑现行法律的规定，单纯依据一个常理判断，有违法律原则，直接依据常理作裁判要旨，显然是滥用自由裁量权，如此一来，人们就无法了解共同共有的法律标准和依据何在，法律的安定性和权威性也将受到损害。

【案情概要】关键词：拆迁被安置人、两户合用、共同共居

大刘与小敏系夫妻关系，阿文系大刘与小敏之子；英子系大刘之母亲。1988年以前，刘、敏一家人与英子曾分户居住某市某区北河沿大街两间平房。1988年刘、敏与英子居住的平房危改拆迁，根据拆迁安置方案，原计划分户分人口安置，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分户也未按人均居住面积安置，拆迁方将刘、敏一家与英子“合用安置在某市某区美后街65号一套房屋内，“使用面积仅为55.5平米，远远达不到人均居住面积”，英子代表刘、敏一家同公房管理部门续签承租合同。十四年来，刘、敏与英子一直居住生活在某市某区美后街65号三居室楼房，刘、敏缴纳各种费用及租金。全家人共同居住在成套房内不足十五平米的一间内拥挤不便，1994年刘、敏大刘的父亲去世后，阿文居住其中一小间，2011年阿文用此房准备结婚，大伟知道后未经任何人同意换锁抢占房屋，将物品放入，大伟认为系英子个人承租，让谁住谁就住，由此引发争执。刘、敏依据《物权法》请求依法确认诉争公房系英子与刘、敏一家的共同居住房，英子以共居人代表身份与公房管理部门订立承租合同。大伟有稳定的收入有固定的居所和家庭。英子没有为成年子女提供住房的义务，已成年及有固定收入的大伟也无权要求英子为其提供居所，英子未征得共居人的同意，将阿文用于结婚的房屋承诺大伟居住的行为无效，大伟应停止侵害，排除妨害。

【法理辩析】关键词：确定小前提时有违终审判决确认的法律事实：

1、初审不得改变终审确认的事实：
原审判决引述“1991年大伟及其两个女儿按知青政策搬入居住”，此项认定事实无任何依据。实际情况是：大伟从未在诉争房内居住过，并非按知青政策返京后搬入居住，大伟的两个女儿因他们夫妻不尽抚养义务，拆迁安置后的第四年才寄养到奶奶英子及叔叔大刘家，大伟的两个女儿仅仅是寄养，并非被拆迁安置人，也不是有赡抚养义务关系的家庭成员，无资格享有共居权；1991年大伟是按工作调动进京的，原审认定大伟“搬入居住”及“知青政策”调入两节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中级人民法院（2011）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确认“拆迁单位因房屋尚未配套，对英子、大刘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英子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此处对“两户合用安置”即共同共居事实，业经已生效司法判决确认。
原审错误解读了终审认定的事实，原裁决第一项内容甩开刘、敏关于确认“共同共有关系”的诉求，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中民终字第139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大伟的女儿于1999年9月搬入该居室居住，大伟亦将自己的物品放入该居室内”，终审判决明确否定了（2011）民初字第036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大伟居住”事实。但原审未能依据证据规定，把终审确认的事实曲解引述为“我院认定，大伟及其女儿居住使用105号内的一间居室”，“终审判决书确认了我院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并认定”，有违“严格司法”的基本原则。

出租人与承租人内部成员之间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原审用未经质证的“有关人员的答复”作铺垫，表述“涉案双方均不持异议”，当事人之间争议焦点是“英子个人承租还是以户代表身份承租”，“英子未经共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单独允许非被拆迁安置人挤占共居房”，“有关人员”的说法视为“出租人”对承租户不作日常监管的意见，案件争议的法律关系发生在“承租户家庭成员内部与拟抢占共居房的外人之间”，与“出租人”没有实质关系。系争焦点是“承租户内部租户代表人是否有权不经共居人的同意随意让他人挤住”的问题，法庭没弄清楚法律关系及争点匆忙落判，有致命性错误。

“判”非所“诉”，未解争议：

原告递交法院的“民事起诉状”及“增加变更请求申请书”明确诉讼请求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三原告系被告承租坐落于某市某区美后街65号三间公有住房的共同共居人，依法共同享有居住使用权”，意味着居住权是无争事实，仅要求确认三原告与英子系共同共居人，英子代表三原告与公房管理单位订立承租合同，英子系承租户代表身份，并非个人单独承租，原审“判非所诉”，改变原告的诉讼要求，曲解为“享有居住权”，刘、敏在此房实际居住十四年，一直承担着各种费用，居住权本无争议，无须裁判。原审制发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解决当事人争议的裁决，两次庭审仅仅走个过场，刘、敏主张的确认共同共有关系之诉未得到回应，增加当事人诉累。

【精准把握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

刘、敏与英子对承租公房享有共同共居权，家庭共同共有法律关系被视作“一个钱袋”，未经共有人协议分割，任何共有人均不得单独擅自处分，法院也不能在未经共有人协商的情况下用“血缘常理”观点支持单方处分，以血缘常理为要旨的裁案思路让法律失效。
英子有权但不得单独处分，依据《合同法》五十一条规定，权利人的处分遇到共有关系时受共有人的权利制约限制，这是法律为保护共有人合法权益所做的明确规定，英子打算让大伟挤进来，侵害了刘、敏的合法权益，刘、敏不同意英子的作法，法庭应当依法权衡，从有利于梁?辰峄榈慕嵌瘸龇⒔?屑壑岛饬俊４笪霸谕饩幼∩?钊??嗄辏?芯幼》课荩?市泶笪白〗?矗?趾Π⑽牡木幼∪ǎ?圃旄?蟮拿?芫婪住?br> 1、《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零五条；《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88条、第89条；《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了共有人之一“无权处分”。一审法院破天荒用“血缘关系”、“符合常理”为裁判要旨，违背“严格依法裁判”原则。
刘、敏明确提出“父母对有稳定收入、固定居所和家庭的成年子女，没有提供居住条件的义务”，“成年子女也没有权利要求父母提供住房”，原审违背法律原则，与东城法院此前多起关于“成年子女不得要求承租公房的父母为其提供居住条件”的司法判例相冲突。
2003年9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受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引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规范》第148页 2、请示答复；关于“承租人无权单独处置公有房屋使用权”司法实践：公有房屋的承租人很多时候是家庭的代表，虽然由个人签订承租合同，但往往该公房中有权使用的有很多人。例如拆迁安置的公房，除了承租人外，拆迁中需要安置的人口都有权使用该套公房，承租人要处置该套公房的使用权，在一些情况下就要看其他使用人的意见。如果该套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在拆迁中享有一定的既得利益，那么承租人处分时就受到限制。没有征求使用人的同意，承租人就无权处分使用权，如果处分了，就会发生法律上的无权处分。法条依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89条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根据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38条款规定，公房承租人处分其承租权的自由受共同居住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在未经共同居住人同意的情况下，从维护居住人生存利益角度出发，原则上应确认该行为无效。具体情况可分别处理，受让人未实际入住公房，未搬离公房的共同居住人有证据证明转让人未经其同意而转让该公房使用权，则该转让行为无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房承租权确定及使用权转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民一【2004】44号 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与指导案例（房地产卷）第255--256页。
2、依据《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规定，审判人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九条规定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查明案件事实，准确把握法律精神，正确适用法律，避免主观臆断、滥用职权，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公平公正。《法官行为规范》第五十条规定，准确概括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案件事实、法律关系较复杂的，应当在准确归纳争议焦点的基础上分段、分节叙述。准确分析说明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采信与否的理由以及被采信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

【思路偏颇则法理差之】

2月13日和3月1日两次庭审，主审采取三步审思路，刘、敏从中感觉到问题，原审在首次开庭前未审先问“部分共有人怎能诉权利人”，庭前提这样的问题，法庭已经从主观上限制否决原告关于物权保护诉讼主张的臆断。次开庭前法官向被告直接提问“你愿意让大伟居住吗”而没有询问被告对原告的起诉请求有什么答辩意见。由此引出的审理思路是“承租人”有权让谁住，谁就可以居住，先入为主，法官主观臆断导致庭审走过场。庭审质证中，法官依职权说有电话记录。用“有关人员”的答复推断承租人有权安置其他人居住。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争议核心问题是“大伟并非拆迁部门确定的被安置人”。根据《北京市公有房屋管理办法》规定，直管公房管理单位只有在原承租人外迁或去世时，针对承租人更名进行审查核准。公有住房承租人并非单独权利人，是共居家庭成员的承租代表人，这一点有政府关于公有住房承租配套的明确规定。刘、敏一家人起诉的是“物权保护纠纷”，大伟曾起诉的是“占有物返还纠纷”，原有判决确定的内容是返还原物，原判决对“物权保护纠纷不具既判力”，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711页），在“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之间，应当根据物权优先的原则处理。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基础是占有事实，不涉及占有物的权利归属问题。当“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时，最终应以物权大于或优于占有的法律原则做出裁决。

　　摘要：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有效的弥补成文法抽象、滞后的局限，促进刑法实质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它也容易被滥用，从而导致司法的专横、任意乃至司法腐败，进而损害司法权威与公信，破坏人民对于法律的信仰。为了克服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弊病，就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和监督。为此，笔者尝试从权力限定、行为监督以及主体素质提升三个方面探寻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关键词：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 合理规制


　　一、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界定及其影响因素

　　（一）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内涵及特征

　　“自由裁量权”一词源于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衡平法时期。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由裁量权，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1]而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或者审判组织根据自己的认识、经验、态度、价值观以及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而选择司法行为和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2]

　　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指的是在刑事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或者审判组织在所适用的刑事法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经验、态度、价值观以及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而选择司法行为和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

　　从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内涵来看，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首先，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体是特定的——法官或者合议庭等审判组织。其次，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是刑事法规范和原则的限制，二是法官个人能力和修养的限制。再次，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公权力，既是一种选择权，也是一种裁判权。

　　（二）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因素

　　一项权力的行使既受到其既定的权力边界的影响，也受到权力主体自身能力的限制。

　　1. 外部因素

　　首先，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要受到法律因素的制约。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法官的一种选择权和裁判权，法官在行使该项权力时肯定不能超过法律设定的权力界限。法官行使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必须合乎公正、合法、公平等刑事法基本原则和精神。

　　其次，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要受到情理因素的制约。情理是大多数地方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并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3]且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各方面。法官毕竟也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其对于基本事实的判定也必然离不开社会基本的常识、常理与常情。而且，法官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共同意志和普遍利益，在人们心中得到认可的时候，才能够赢得权威。法官权威来源于确信和承认。[4]

　　2. 内部因素

　　诚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因法官而降临尘世。”[5]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尤其是法官在行使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时也必然受到自身因素的制约。

　　首先，法官的法学修养影响法官运用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深度和广度。刑事案件中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各类新事物的出现，简单根据既定的成文法规范可能难以作出明确的判定。法官法学修养和法学造诣的高低决定了其对于法律精神与法律原则的理解，进而也影响了法官基于此而做出的司法选择与裁量。

　　其次，法官的品格修养影响法官运用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和功用。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社会上充斥着各种诱惑与陷阱，法官品格修养的高低会决定法官个人的自制力与抵御能力。若法官不能抵制外界的诱惑，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人谋取私利，则会造成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从而降低法院权威与司法公信。著名法学家史尚宽先生曾说过：“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语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添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

　　二、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理论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进步，社会大众尤其是法官群体会愈发感觉到法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不足。尤其是面对纷繁复杂又多变的社会现实时，法官若是只能像机器一样僵化地适用法律，他会感觉到无所适从，因为法规范是如此的抽象与滞后，而案件事实又是那么的具体和复杂。为了克服刑事法律局限性，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以及增强刑事法律的生机和活力，就需要赋予法官一定的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

　　（一）逻辑前提：法律必须被解释

　　1. 法律的抽象性与原则性

　 法律规定是抽象的和原则的，其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亚里士多德曾精辟地指出：“法律只能订立一些通则，不可能完备无遗，不能规定一切细节，把所有的问题都包括进去”。[6]卢梭也曾告诫世人，“法律只考虑共同体的臣民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7]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和原则性意味着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必须要有受过法学思维和法学知识培训的法官对相关的法律作出解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可能涉及多种规范的事实进行界定，对涉及的证据材料进行选择，并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最终判定。

　　2. 语言文字的模糊性

　　无论是成为法还是判例法，其规范均需要一定的语言文字为载体，故而，法规范在表述上必然受制于语言文字本身的限制。尤其是成文法，其没有判例的逻辑指引，其所要表达的规范内涵更加受制于文字。而构成法规范的许多语言，“或多或少总有不明确之处，语言的核心部分，其意义固甚明确，但愈趋边缘则愈为模糊，语言边缘之处的‘边缘意义’一片朦胧，极易引起争执，而其究属该语言‘外延’之领域内或其外，亦难确定”。[8]诚如霍布斯所言：“所有的成文法与不成文法都需要解释。 ……至于成文法，则文字短的容易因一两个字具有歧义而被曲解，而长的则由于许多字都有歧义而更加含糊。”[9]因此，法官必须对法律规范的语义边缘地带以及语焉不详的地方进行解释。

　　3. 法律的滞后性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立法者的立法语言不具备完备准确地表达出千差万别的人类事务的功能，同时立法者的理性推理能力也无法预测种种可能产生的新事物。因此，任何法律法规均具有滞后性及不周延性。[10]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避免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且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这就需要法官在刑事法律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指引下，结合经验法则作出选择和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