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看民事检察抗诉新抗点
——兼议民诉法修改后民行检察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7年10月28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实施在即（2008年4月1日起施行），这将民行检察工作产生重大影响。尽快适应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准确把握民事检察抗诉的新抗点，对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民事审判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诉法修改后与民事检察密切相关的若干内容
民事诉讼法作出的十九项修改，除一项涉及删除原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其余十八项均直击民事诉讼法首次出台后，施行16年来饱受诟病的 “申诉难”、“执行难”问题。下面仅就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与民事检察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针对“申诉难”而对审判监督程序部分作出的修改谈谈认识。
（一）完全保留的有2项（原法中的3项合并为2项）。即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或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二）对原法条文的表述进行改动，但精神未变的有1项。即原法中“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改为“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新的条文表述是采纳了最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下称《民行规则》）的表述“原判决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或者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略作改动而成。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会议文件的规定而上升为法律条文的有7项。因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以往就是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法律依据，现在上升为法律使我们的抗诉依据更加有力。
（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这一项是根据最高法《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下称《审监纪要》中规定“作为定案依据的主要证据未经当庭质证的”演变而来。
（2）“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这一项是根据《审监纪要》中规定“不属法院受案范围的”演变而来。
（3）“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这一项是由《审监纪要》中规定的“审判组织组成不合法”、“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两项合并、演变而来。
（4）“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这一项是根据《审监纪要》中规定“原审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演变而来。
（5）“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一项是最高法和最高检多个司法解释中都载有的“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裁定的”规定演变而来。
（6）“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这一项是最高法《民诉意见》、《审监纪要》和最高检《民行规则》中都有的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演变而来，新法条文中把“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删除了。
（7）“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这一项是根据最高法《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原裁判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和撤销的”规定演变而来。
（四）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上升为法律条文有3项。最高检的司法解释虽然是检察机关法提出抗诉的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有时并不将其作为审判依据，而出现了我们依其抗诉，但法院却“不买账”的尴尬局面。现在上升为法律，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地作为抗诉依据了。
（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这是根据最高检《民行规则》第33条第三项“原判决裁定采信了伪证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的”规定演变而来。
（2）“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这是根据最高检《民行规则》第33条第四项：“原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影响原判决、裁定正确认定事实的”规定演变而来。
（3）“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这是根据最高检《民行规则》第34条：“原判决遗漏诉讼请求或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判令被告承担责任的”规定演变而来。
二、民诉法修改后民事检察抗诉的新抗点
（一）检察机关抗诉条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已完全统一。修正前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五种情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的四种情形。法院决定再审的五种情形中，除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外，其他四项与抗诉条件完全相同。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改变了这种差别化做法，实行检察机关抗诉理由与法院再审理由的完全统一，这就意味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将成为检察机关抗诉新的抗点。
（二）“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成为检察院抗诉理由。之前，最高法和最高检多个司法解释都载有的“未经开庭审理而作出判决裁定的”为再审申诉和检察院抗诉理由。未经开庭审理肯定是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的，此次修改使其将外延更大。就是说虽然开庭审理，但不允许当事人辩论的，也应依法再审。从这一点上讲，新修改的民诉法扩大了检察机关的抗诉范围，成为检察机关抗诉的新抗点。
（三）“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成为检察机关办理不服二审和再审裁判申诉案件的新抗点。新法条文中把“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的限制删除了，我们认为，这样更加合理。因为普通程序是与简易程序相对应的，只存在于一审程序，这样就限制了检察机关对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中出现该情形提出抗诉，因此说，新法规定事实上扩大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为二审和再审出现该情形提出抗诉提供了法律依据，成为检察机关办理不服二审和再审裁判申诉案件的新抗点。
（四）申诉期限超过两年的，有可能存在法定延长情形。修正后民诉法改变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一律为二年的“一刀切”式规定，增加了“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因此，在审查申诉人的申诉期限是否超过二年的同时，还要注意审查有无法定延长的情形。如有，则是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之一。
三、需要引起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抗诉无须依当事人申诉的问题进一步得到确认。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条件是人民检察院“发现”有规定的情形时应当提出抗诉，因此，人民检察院启动抗诉程序是依职权进行的，不以当事人的申诉为前提，这是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所决定的。但是，许多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却认为当事人的申诉是检察机关启动抗诉程序的必要前提，尤其是最高法的一些司法文件作出了许多限制性规定，如申诉人撤诉或按撤诉处理的，抗诉机关应撤回抗诉，不撤回的就裁定终结诉讼。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将人民法院的再审立案条件进行了技术上的处理，即将原来的一总类分为两种，一种是需要当事人申请的，即第一款规定的十三种情形，一种是不需要当事人申请而是依职权启动的，即第二款规定的两种情形(“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这说明，即便是严格奉行“不告不理原则”的人民法院，在决定再审立案时也不完全依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修正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继续使用“发现” 一词，更加确认了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启动再审程序不以当事人的申诉为前提。修正后的民诉法对启动再审程序须依当事人的申请还是依职权的划分只针对法院，对检察机关并无限制。因此，在以后的民行抗诉工作中确立这一观念，免受一些不正确认识的干扰，无论是否有当事人申诉，一旦发现就依法抗诉。
（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期限有条件的延长，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期限仍未作限制性规定。民诉法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期限作出了裁判生效后二年的规定，但修正前和修改后的民诉法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期限都未作规定。从法理上讲，法无明文禁止就可为，申诉作为公民的权利，只要没有法律期限上的明确限定，公民申诉的期限就不受限制。但最高法的多个法律文件（如最高法的《审监纪要》）却作出了公民超过两年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抗诉的法院不受理的规定，这不仅是对公民权利的剥夺，也是用审判权对检察权的干涉，是不合法的。在修正案中启动再审的条件有一些是采用了最高法《审监纪要》的规定，但对检察机关受理申诉两年期限的规定并未采纳，说明立法机关并不赞同限制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有时间限制。因此，应由最高法对一些司法解释及法律文件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进行清理。但从再审程序上，审判权享有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位于诉讼程序的后位，在清理前，还得注意遵循最高法的这一规定。
（三）对发回再审后维持的判决再次提出抗诉的，再审法院的同级检察机关如何报送案件将有变化。修正后民诉法将修正前的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款“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中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修改为“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这对于首次提请抗诉的案件的程序没有多大影响，但对于再审维持案件再次提出抗诉的报送案件程序产生影响⑴。
例如，基层院对同级法院的判决提请上一级检察院抗诉后，上一级检察院的同级即中级法院发回再审，原审法院再审维持后基层检察院欲再提请抗诉，按照原民诉法的规定，将案件报送至上一级检察院，上一级检察院再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省级检察院向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修正后的民诉法明确“应提请上级检察院的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而提请抗诉权为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即基层检察院，那么基层检察院就只能越过上一级检察院，直接提请省级检察院抗诉。这将打破现行检察机关层级报送的办案体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亟待上级检察机关研究指示。
注释：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5）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持原裁判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人民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中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提出抗诉的，无论是同级人民法院再审还是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凡作出维持原裁判的判决、裁定后，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原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的意见，对再次抗诉的须提级抗。即若原审为基层法院的一审，首次抗诉权是基层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再次抗诉权则是省级检察院。

作者：山东省临邑县检察院
徐廷霜（民行科长）
王 健（研究室）
0534-3011633 13573442936



本案原告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案情
原告傅某出生在被告宣州区某镇的村民组，户口也在被告村民组，并在被告的村民组生活。１９９１年原告与在浙江省杭州市服役的自愿兵许某结婚（许１９９０年底转为自愿兵，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结婚后原告未将户口迁至其丈夫所在的村民组。１９９３年５月原告傅某生育一子许某，许某的户口也落户在被告的村民组。１９９５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改革，被告根据其上级机关的文件精神，召开村民大会进行地改。因原告与非农业人口结婚，根据该文件规定：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结婚，本人两年脱离本组耕作的，不享有承包权，原告傅及许是不享受承包权的对象，未分农田给原告母子承包。被告与原告所生活的小湾村民组村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人均承包面积为0.79亩，以及没有纳入合同承包面积0.21亩。原告傅某为此找被告和被告的上级主管机关，要求享有承包权，但未能解决。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４日，被告上级机关对傅的要求，形成书面答复：在暂不分给其土地的前提下，享受村民组其他村民同等待遇。宣城市宣州区某办事处为妥善处理原告母子的问题，采取变通的办法解决，将原告傅某安置在办事处环卫所工作，但原告不同意。两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享有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要求被告赔偿其自1995年10月以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处理意见
对本案的处理，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１９９５年被告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根据其上级机关的文件规定，未给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的行为无过错。现原告要求承包土地，根据当时地改政策，土地已分到农民手中，按照土地承包权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土地不作调整，原告的权益无法实现，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第二种意见：原的诉讼请求应该支持。理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公民个人或集体组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据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对于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从事经营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权的享有范围是：1、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本集体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两原告系被告方的村民，依法享有被告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这是法律赋予两原告的一项权利。原告在1995年10月第二轮土地承包前至今一直属被告的村民，应享有与本村村民同等待遇，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益。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九届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享有土地承包权。1995年10月，被告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在分配给其他村民土地承包时，却将两原告排斥在外，显然与法相悖，侵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被告的上级机关制定的地改实施细则，内容与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为阻止原告权益实现的理由。另外，自1995年10月以来，两原告未有土地承包，亦无其他生活来源，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应予赔偿，至于赔偿数额，可根据当地情况酌情而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评析：本案涉及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问题。
长期以来，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妇女与男子在社会地位中的不平等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到农村妇女最直接的体现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侵害。虽然宪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了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益。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一些农村中仍然存在歧视妇女的现象，有的以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乡规民约的形式，剥夺妇女的土地承包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有的地方出嫁妇女户口被强行迁出，承包的土地被强行收回，特别是一些人多地少、土地经济价值高的农村或者以耕地为主的贫困地区，出嫁后婆家不分地，娘家又把土地收回。再由于习惯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妇女在婚前依附于父母兄长、婚后依附于丈夫，一直没有独立的土地承包权。其依法应得的土地份额婚前附溶于父母兄长，婚后附溶于丈夫公婆的承包土地中。所以妇女一旦结婚、离婚、再婚等很快就失去承包的土地。农村妇女是一支庞大的而又是弱势的群体，是“维权”工作的重点。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农村对侵害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问题重视和解决不够，有的导致矛盾激化，引发群众上访甚至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影响了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
土地是农村妇女的生存之本，对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首先是对妇女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本案涉及的是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原告一直在被告村民组生活，婚后未将户口迁出，但95年地改时被告依据其上级机关的文件将原告母子排除在外，剥夺其土地承包权，严重侵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2003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十多亿农民而颁布的保护法，它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是对党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巩固、完善和发展。该法用三个条款专门规定了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护，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发包方不得收回原承包地。第五十四条：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七）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农村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中的权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妇女同男子一样有权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农村妇女，从一出生时起，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包土地时，应当按照家庭人口数额不论男女来确定承包土地的份额。不能因为是妇女而不许其承包土地，也不能因为是妇女而不分配给其应有承包地芬额；第二、妇女结婚的，其承包土地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在现实中，农村妇女结婚往往在男方落户，如果在新居住地未获得承包土地，其从原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承包土地，发包方不得收回。第三、在妇女离婚或者丧偶的情况下，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原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收回该妇女已经取得的原承包地。第四、对非法剥夺、侵害农村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侵害的妇女可以向发包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可以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侵权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以维护自己承包土地的合法权益。
纵上分析，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该支持。


陈 新
2004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