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庭中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中的认定与处理

肖文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有关规定特点
　　夫妻间的法定财产制又称补充财产制，是指夫妻在婚前或婚后没有对其选择适用的夫妻财产制进行约定或其约定无效时，依照法律规定所直接适用的夫妻财产制。包括夫妻婚前财产、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夫妻债务的清偿、共同生活费的负担；婚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内容。只要存在婚姻关系，就必然存在夫妻间的财产法律关系。婚姻关系当事人要么选择事先约定夫妻间的财产关系，要么就直接适用法律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设置法定夫妻财产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夫妻在婚姻家庭共同生活中的经济需要，解决在夫妻没有对其选择适用的夫妻财产制进行约定或约定无效等情况下的夫妻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定财产制的适用也是当事人对夫妻财产关系的一种选择。
　　修订后的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修订后的婚姻法在法定夫妻财产制上沿用了婚后所得共同制，共同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合并为共有财产，夫妻双方按共同共有原则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婚姻关系终止时才予以分割。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共同财产的种类日益增多，除了从以往单纯的金钱和常见的家具电器首饰等实物外，股票、房产、个体商店经营权、知识产权等等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不断捅现，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既要综合考虑有形或无形财产的价值及双方的生活需要、经营能力，又要协调与财产有关的第三人的关系，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难度日渐增大。
　　2、共同财产的数额增大。以往审理一般的离婚案件，夫妻共同财产只有一些家具、家电等生活用品，只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即可。而现有许多离婚案件因夫妻共同财产涉及数额巨大只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反而给离婚案件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增加了难度，无法提高法院的审判效率。
　　3、登记时间与举行结婚仪式时间不一致，笔者在基层法院，90％的当事人来自农村，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男女双方只有在民政机关进行登记以后，双方父母才会选择黄道吉日为儿女举行结婚仪式。因此，按农村的风俗习惯举行结婚仪式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结婚“。“结婚“的同时，女方父母要为女儿陪送嫁妆，结婚当天将该财产送至男方家中，男方父母也同样要为儿子购置结婚必备的生活用具。男女双方的以上财产均是在登记以后，举行结婚仪式之前购买，离婚时该类财产如何认定和分割。有些夫妻结婚时自己出资或向朋友借款甚至贷款，或他们与一方的父母共同生活，与父母共同出资购房购物，一旦夫妻感情不和起诉离婚，则夫妻财产与家庭财产的区分上经常会出现争执，打起官司时都主张是自己家里人和朋友出资的。有些人在婚前就有一些财产如股票，婚后双方共同管理，有收益也有亏损；一方婚前经营的商店婚后贷款扩大经营，有利润也有债务，等到分割共同财产时，双方都各执一理，使得法院在认定财产的性质时产生一定难度。
　　4、夫妻共同财产的举证、取证更难，湮灭证据、隐瞒财产（特别是异地财产）的情况越来越多。许多当事人在起诉离婚前，早已把有关的证据、财产毁灭或隐藏起来，甚至有的找人作伪证，写假借条，致使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财产没有多少，“共同债务“倒是越审越多。法院取证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5、法律规定滞后，处理起来难度更大。新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虽规定了哪些是属夫妻共同财产或属夫妻特有财产，但这只是原则上的规定，具体没有细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司法解释。
二、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
　　离婚案件必须对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在处理此类问题时，法院首先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在无法确定为个人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时，应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1、在认定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公司股权时，对于夫妻一方婚前取得的股权和婚后以个人财产出资取得的股权，应认定为个人财产，离婚时归所有权人。夫妻双方婚后以共同财产出资而取得的股权，属于共同财产，离婚时要依法分割。

　2、对个人婚前财产的孳息及增值在婚后取得的应否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对此，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孳息属从物，根据物权法理论，从物的权利随主物，主物是婚前财产，孳息也应认定为婚前财产，增值财产也一样。第二种观点认为，新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孳息虽是从物，但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而且，许多孳息是婚后付出劳动才能取得的，如房屋租金的催收管理、存款利息的存取等劳动。第三种观点认为，婚后所得孳息、增值应区分不同情况处理，对存款利息，未经炒作的股票增值等婚后完全未付出劳动的，应认定为婚前财产。而对婚后付出了劳动的租金、经炒作后增值的股票等则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对该问题的处理应区别对待，应以是否付出劳动为标准，来衡量婚前或婚后财产。
　　3、在认定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房屋归属时，法院应当根据房屋来源的不同在夫妻之间进行分割。对夫妻婚后购买的商品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此类房屋大都是通过银行贷款，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的，尚未完全取得所有权。根据《婚姻法》解释的规定，法院不判决房屋的归属，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一方使用或双方共同使用。对于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承租公房或通过房改取得产权的承租房，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总的来说，应由承租人继续承租或判归承租人所有，但如果一方因对方原因未能取得本可获得的房屋承租权或所有权的，也可将房屋判归由非承租方承租或所有。
　　4、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问题，由于知识产权权利本身的人身专属性不可能由他人包括权利人的配偶行使，因此，它不属于夫妻共同所得，只能归属权利人本人，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而作为知识成果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是一种财产权，则应归夫妻共有，既包括已得利益也包括期待得到的利益。所以在当前的离婚案件中，对所涉知识产权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
　　5、在认定与分割夫妻从事生产、经营所得收益时，对婚前就开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夫妻，一方婚后所得收益的归属问题，首先，应当考虑这类经营收益在时间上的特殊性，依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将这种跨越婚前婚后两个阶段的经营收益定性为婚前个人财产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溶合。其次，应考虑经营在用途上的特殊性，夫妻通过经营所得的收益一部分用于维持和发展生产经营，对这部分经营收益，应根据经营者的情况而定。如果是由夫妻一方单独经营，或由一方与他人经营的，则应允许由从事经营的夫妻一方在生产经营需要的范围内拥有独立支配的权利。
三、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
　　1、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最高院1993年11月3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的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笔者认为不应再适用。因为新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新婚姻法四十二条的解释，已体现了向弱者倾斜的原则态度，因此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不必将当事人对离婚有无过错作为分割夫妻财产的原则加以考虑。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分割原则，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的分割正是为了达到事实上的平等。
　　2、法律文书没有明确为个人债务的，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第四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法律文书确定其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是该规定尚出于征求意见的阶段，还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效力。本人认为，即使《征求意见稿》暂时没有法律效力，但仍有物权法、婚姻法及其解释可以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3、法院应该以调解为基础。夫妻在分割财产时矛盾非常尖锐，一个案件审理的结果对社会影响也非常大。处理不及时或不恰当就会使双方矛盾激化，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法院进行调解，促使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解决纠纷，从而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协议的自动履行。
　　4、坚持公平原则，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要严肃执法，实事求是，既要考虑案件的事实又要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从而体现我国法律的公正和严肃，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追问
—兼论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性质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系 思想政治教育2班 黄贺美


摘要：紧急避险是通过损害一种合法权益来保护另一种合法权益的行为，因而避险行为的效果有二，一是要避免现实的危险，二是保护的权益要大于或等于损害的权益。因此，当两个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只要保护的权益大于或者等于损害权益，即使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时，也属于紧急避险行为。
关键词：紧急避险 生命权 人权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损害另一较小或者同等法益的行为。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正在发生的现实危险状态，通过损害较小法益来保护较大或同等法益。
从概念上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危险状态——合法权益遇到正在发生的危险；避险行为——为避免危险出于不得已而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损害限度——造成的损害在必要的限度内。
在这里，什么是紧急避险的损害限度呢？什么是属于避险的必要限度呢？这引发了我们对紧急避险权益的比较。
通俗而言，限度条件就是保护的权益与侵犯的权益之间的等于、大于、小于之间的比较和衡量。
假设一：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财物，这两者是容易比较的，只要前者的数额大于后者的数额，这就是紧急避险，反之则是避险过当；
假设二：保护的权益是人身，侵犯的权益是财物，这也是好比较的，人的生命权远远大于财物权利，无可置疑，这也是紧急避险；
假设三：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均是人身，这就需要具体分析：生命权高于健康权，健康权高于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权高于自由权，如果保护的权益和侵犯的权益是以上这三对关系，比较也是不难的。但是，当保护权益和侵犯权益均是人的生命权呢？即为保全自己生命而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
案例：某村女干部下乡做群众工作，在回来路上遇歹徒，此时天色已近黄昏，周围荒芜无人，女干部应歹徒要求，将自行车交给了歹徒，但同时要求将打气筒归还。女干乘歹徒蹲下看车时，抡起打气筒朝歹徒脑门一击，歹徒昏倒在地，女干乘机逃跑。终于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见到一户人家，女干投宿于此。户主老妇人对女干遭遇深表同情，并安排其女与女干同睡，女干睡于床塌外侧。歹徒清醒过来后回家，听其母描述，方知女干竟投宿到其家。为阻止女干报案，歹徒遂起杀意，杀人灭口，并与其母谈了此事。恰逢母子俩的谈话被女干听到，于是女干与歹徒妹妹调换位置睡觉。果真，半夜，歹徒摸黑进了房间，对准床塌外侧即砍。结果被杀害的正是歹徒妹妹。
法院对此案件的审定是：女干犯有故意杀人罪，是属于避险过当的故意杀人罪，但减免了对女干的刑罚。根据是：“生命权是最高的权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更不容许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然对上述案件，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说法一：女干的行为如果发生在国外则可能构成紧急避险，因为有的国家刑法规定允许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法益均衡说）。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认为，由于紧急避险是通过牺牲一个合法权益以保护另一个合法权益，所以不允许为了保护较小的权益而损害较大或同等的利益，对人的生命尤其如此（轻于说）。
说法二：女干的行为不但是紧急避险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善于同犯罪作斗争的英雄行为。
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对此案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女干在这个案件中的行为是属于紧急避险的行为，原因是，女干所采取的牺牲歹徒之妹换取自身性命的做法是迫于无奈，周围的环境也无法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避险方法，除了牺牲第三者的利益以外，实无他法。之所以对此案定性为紧急避险，是女干确实是在无可选择的条件下不得为而为之的！主观上并没有恶意！因而不能简单的依靠法律条文的规定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本人赞同陈教授观点，从道德的角度讲，紧急避险确实需要以较大利益为前提，同等利益之下的牺牲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的。案中女干做法似乎为同等利益的交换，而且这种利益的交换是人的生命权的交换，按理论上来讲确实是不能定性为紧急避险。
然而，从法律的角度讲，本案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可以认定为紧急避险。因为：
一、法的理解需要考虑社会习俗、百姓心理
纯粹的法律是没有的。我国在秦国时期就有了法与礼结合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于是就有了董仲舒的《公羊春秋》。这是符合实际要求的做法，是将法放置于具体的环境下讨论的做法。接下来的《法经》、《秦律》等等，以至到清朝的《清律》都在审判过程当中考虑了民族风俗及社会道德、百姓的认可心理等因素。也就是清王朝颁布的《君主立宪》，照搬照抄国外的条文，不加考虑移植进入我们国家，并且做为法的执行者也没考虑百姓的接受心理，利用君主立宪欺骗百姓，最终导致了中华法系的告终！在法的执行中要充分的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也是源远流长的。一时间要做到法律的纯粹性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假设当时女干是有条件可以逃脱而仍牺牲他人性命的，这才可以定性为故意杀人，其主观恶意是明显的。恰恰，女干当初的处境及条件是非常恶劣的，不牺牲他人性命以求自保亦不得逃脱，这时仍约束其不得牺牲他人的性命换取自身性命呢，仍然不得牺牲他人性命以求全呢？由于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一个罪犯的亲人的生命，或许在价值上这两者是不能替换的，但在事实上，百姓的接受心理上，这两者是否也是有一定的区别呢？我认为女干这种做法是符合紧急避险精神的！
二、道德与法的关系
女干行为在道德上或许是该遭受谴责的，然道德与法并不能混为一谈，违反道德并无意味着必定违反法律规定。
我国是一个重视道德礼教的国家，道德在百姓的日常行为当中起到根本性的影响。法是国家权威的体现，是靠国家强制力来实行的。道德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必要的道德是对法的补充，是对法的“盲点”的规范，因而道德在百姓生活当中是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然而，正是道德的广泛性和彻底性的影响，对我们的执法者更应该灌输处理好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思想，避免在执法过程当中，无法跳出道德的圈子，凭主观好恶断案。给当事人造成诸多的不公！作为法的执行者必须终于法律事实，忠于实际关系，实事求是，维护法的尊严！
三、人生而平等，生命权的平等
歹徒其妹在本案中作为牺牲品，世人深表同情，然细想亦无他法。女干与其妹并无身份尊卑之分，亦是平等主体，然凭什么要求女干就得一定遭歹徒毒手呢？误杀其妹，对于歹徒而言是教训，对歹徒罪恶行为是弥补，对其母的包庇是警告。这案件代价是惨重的，然女干的牺牲是更为惨重的！牺牲女干唤醒不了歹徒的良知，亦无法给歹徒以警训，甚至，罪犯一旦得逞后，便不再畏惧法律，一手遮天，无法无天了，其妹的牺牲在这或许也是对歹徒犯罪行为约束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这种惨剧的发生，牺牲女干也好，牺牲第三者也好，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不过，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生存的人应当是从惨剧中吸取教训，而不是“己所不欲仍施于人。”
四、法不要求每个人都要道德高尚
假如一颗炸弹就在你身边，即将爆炸，在这关键时刻，情况紧急，你必定是会将其踢开，炸弹炸死了另外一个人，或许是多个人，或许是一个群体，这个时候你会被定罪吗？还是紧急避险过当吗？这显然是真正的紧急避险，即使这里赔上的是一个群体的生命，那也是没法中的法啊。
紧急避险中的规定不能纯粹的理解为一生命换取另一生命是禁止的，应当在具体条件下具体分析，也应当符合社会的公德，百姓的接受心理，不能一概而论。就本案而言，同是受害者女干，如无罪释放，其最多是虚吓一场，然如法院将其行为定性为紧急避险过当，即使是有罪无罚，但这两种后果是大不同的。对于一个有过罪的女干，百姓心理还能承认她的干部身份吗？从杜培伍案例中我们知道要象以前一样完璧无痕是不可能的了。形象破碎就是破碎，再怎样的粘贴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对女干是不公平的，她也是受害者，不能让她再承受这样的后果。因而，审判案件时，法官应当在严格遵守法律前提下，也要充分考虑具体案件事实，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定夺。
这里并不是不主张法的权威，只是法的权威的主张应在是社会承受能力之上。法官做为法的执行者更应该注意法的贯彻！我们不希望法官在审判案件结束后再附上所谓的“温馨话语”，充当事件的调节角色。这种做法固然符合我国百姓息讼心理，然而类似这样的话语只会使法律庄严的审判结果受到削弱而已。一个法的代表者在执行法时心中就应该要有法，同时要有社会公德和道德认识，做出正确的判决。一旦判决产生了，便不需再画蛇添脚，这样只会使法的权威受削弱。希望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能将自身置于自然条件中，是对事实的忠实的裁决，而不是做出裁决后再发感概！
五、与正当防卫中无限防卫权的比较
97年修订后刑法对无限防卫权有如下规定：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对上述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从纯粹的法律条文理解上说，在紧急避险中，我们重视人权，规定不能随便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命，这符合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生命权的体现。为何在正当防卫中，无限防卫可以轻易了结一个人生命呢？虽然紧急避险中牺牲的为第三者的利益，正当防卫则为不法侵害者本身的利益，但能因为这二者的身份不同就可以了结别人生命吗？如果答案是的话，那就只能证明我国法律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因为在法律面前人有身份之分；如果答案为否的话，那么紧急避险中关于“在实行紧急避险中，不允许为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规定是不成立的！
当然，紧急避险之所以规定不能以一生命换取另一生命，是避免不法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条文的可乘之机，借刀杀人。因而，我国规定紧急避险“不容许为了保护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是合理的，以禁止性的条文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只是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从纯粹的法律出发，过度的执法亦为不法！
六、我国的疑罪从无原则
我国现实行“疑罪从无”对于嫌疑之人我们应都给予证明，无法明确证实其有罪便无罪，这符合尊重人权的要求，宁可错放一个也不能错判一宗，对于嫌疑人我们能有如此宽容之心，对于实行紧急避险之人，我们更应该慎重宽容才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有多高，从一个国家对罪犯的宽容程度有多大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从以上六个方面，我是赞成陈教授对案例的解释。在依法治国的社会里，我们除了要更好的依照法律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在执法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充分的考虑到法的执行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法在实际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


参考文献：陈兴良 《刑法总论》 人民法院出版
陈兴良 《刑法教学案例》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陈光中 徐静村 《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刘明详 《紧急避险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