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拆迁延期许可的可诉性实务研究

吕国华


【关键词】房屋 拆迁 许可 延期 可诉性

【前言】

　　我国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对房屋拆迁许可的期限作出了约束性规定。无论是公益拆迁，还是商业拆迁；无论旧城改造，还是城中村；无论是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还是城市规划区外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都必须由拆迁申请人向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房屋拆迁许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作出房屋拆迁行政许可，向申请人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许可其在一定期限之内进行拆迁。实践中，经常发生在许可的拆迁期限内无法完成拆迁的情况，拆迁人一般都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延期拆迁许可；符合一定条件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并进行公告。本文对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许可延长拆迁期限的决定称为“延期拆迁许可”或者“许可延期拆迁”。那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是否具有可诉性？被拆迁人认为许可延期拆迁决定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否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笔者在长期办理房屋拆迁法律实务中潜心研究，拟从许可延期拆迁的现有法律规范，许可延期拆迁对被拆迁人权利和义务的影响，许可延期拆迁的审查标准，许可延期拆迁是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对许可延期拆迁的一般处理等几部分阐明许可延期拆迁的可诉性。

一 许可延期拆迁的现有法律规范

　　我国多部具有不同效力位阶的法律、行政法规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了明确规范。除了规范延期拆迁许可的法律之外，国家政策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了一些强制性规定，各地制定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也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法律和政策构成了我国延期拆迁许可的完整制度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规定：“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山东、北京、上海、天津、湖南等一些省、市、区对延期拆迁许可也作出了规定。《山东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拆迁人必须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实施房屋拆迁，并按照有关规定缴纳拆迁管理费。拆迁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未在拆迁期限内完成拆迁，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前十五日内，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给予书面答复。批准延期拆迁的，延长期限累计不得超过一年。逾期未申请或者经申请未获批准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自行失效。”《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拆迁人应当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实施拆迁。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期限最长为1年。拆迁人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未完成拆迁的，应当在期限届满15日前向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区、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延期，延期不超过6个月。”《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内完成拆迁。确需延长拆迁期限的，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日的15日前，向区、县房地局提出延期拆迁申请，区、县房地局应当在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拆迁期限累计超过一年的，延期拆迁申请由区、县房地局报经市房地资源局审核后给予答复。拆迁期限经批准延长的，区、县房地局应当将变更后的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相关内容予以公告。”《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在实施房屋拆迁过程中，确需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期满15日前，向区、县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延长拆迁期限的申请，区、县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湖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规程》第十七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在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期限内，实施房屋拆迁。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依法办理续期手续。房屋拆迁许可证的续期办理次数，不得超过2次；续期办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期限，第1次不得超过6个月，第2次不得超过3个月。办理续期房屋拆迁许可证时，应当按照物价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向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缴纳拆迁管理费。”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都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了规范。一些地方性规定如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甚至对延长的具体期限和延期次数作出了明确规定，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二 许可延期拆迁对拆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影响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既影响拆迁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影响被拆迁人的权利和义务。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一旦作出许可房屋拆迁的决定，该决定经公告后，对拆迁人和被拆迁人都产生法律约束力。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必须在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内行使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确定评估单位，委托评估单位，委托拆迁单位，房屋评估活动，拆迁当事人就补偿、安置展开协商等活动都必须在拆迁期限之内进行。拆迁期限届满，拆迁人未申请延期拆迁的或者拆迁人申请延期拆迁未获批准的，拆迁人不得再从事任何拆迁活动，被拆迁人有权拒绝拆迁或者要求拆迁人赔偿损失。拆迁人申请延期获得批准的，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可以在许可的延长期限之内，继续行使相应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拆迁人是是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延期拆迁许可决定的直接的行政相对人，被拆迁人是该延期拆迁许可决定的利害关系人即间接的行政相对人。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可以是否对相对人的实际权利和义务发生实际影响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行政机关的活动作为一种权力的行使都或多或少地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一定的影响力或支配力。当这种影响还没有发生或者影响还没有达到对权利和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程度，那么救济就没有必要性。根据这一特征，尚未成熟的行政行为如拟订但尚未实施的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调解行为如行政裁决过程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就拆迁当事人之间的补偿分歧进行调解的行为，行政指导行为如地方政府对被拆迁房屋制定的政府指导价，重复处置行为如上级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受理被拆迁人不服行政裁决的复议申请作出的维持原裁决的复议决定等，都是对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被拆迁人不得就这些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无论是拆迁人，还是被拆迁人，都对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施延期拆迁许可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施延期拆迁许可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由此可见，作为延期拆迁许可的行政相对人，拆迁当事人的实际权利和义务受到了延期拆迁许可的影响，应当赋予拆迁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进行救济的相应权利。

三 许可延期拆迁的审查标准

　　拆迁人在房屋拆迁公告公示的拆迁期限之内无法完成拆迁而申请延长拆迁期限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要求的，作出延期拆迁许可决定。那么，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材料的审查标准是什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该条除了规定申请延期拆迁的单位，申请延期拆迁的法定期限，接受并处理延期拆迁申请的单位之外，还对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答复义务作出了规范。由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答复内容和答复行使都没有进一步明确，我们可以推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拆迁人延期拆迁的申请，既可以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答复，也可以作出不同意许可延期拆迁的答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无论作出什么样的答复，必须在收到拆迁人申请延期许可的材料后，履行法定的审查义务，根据审查结果，决定是否许可延期拆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后，除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由此可见，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可以作出两种处理，一是根据法律规定不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只要材料齐全完备，具备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是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行政机关对前者履行的是形式审查义务，对后者履行的是实质审查义务。那么，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延期拆迁材料的审查标准是什么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收到拆迁人的申请材料后，除了审查材料是否齐备，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外，是否还要进行其它审查呢？对此，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没有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了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拆迁的材料在30日之内进行审查的义务，而不是规定当场作出是否许可拆迁的决定，说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查申请的标准是实质标准，即不但要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备，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还要审查申请材料的合法性。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拆迁许可材料的审查标准同样适用于对申请延期拆迁许可材料的审查。也就是说，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收到拆迁人申请延期的材料后，不但要审查材料是否齐备，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而且要审查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是否具有合法性。佐证这一观点的另外一个主要方面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直接关系被拆迁人等利害关系人的重大利益，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应当告知被拆迁人等利害关系人，而且需要听取被拆迁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显然，据此可以判断，延期拆迁许可不能当场作出，不能通过审查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就可以当场作出，而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需要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来决定是否许可延期拆迁。因此，笔者认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申请延期拆迁材料的审查标准是实质标准，既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必须对这些材料的合法性逐一进行审查判断；申请材料部分或者全部不符合法律要求的，不得作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

四 许可延期拆迁是具体行政行为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的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是一个行政行为，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行为，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在司法界，还是学术界，也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但是，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是否因此具有可诉性，无论在司法界，还是学术界，都存在巨大的争议。有的人认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具有可诉性，被拆迁人可以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该决定；有的人认为，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是对许可拆迁决定的延续，是依附于许可拆迁决定存在的，被拆迁人通过请求法院撤销拆迁许可决定这一诉讼就可以达到目的，不需要也不能重复诉讼，浪费司法资源。众所周知，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该行为是否为具体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虽然并非全部具体行政行为都具有可诉性，但一个具有可诉性的行政行为首先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那么，延期拆迁许可决定是否具体行政行为呢？笔者认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的许可延期拆迁的决定，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所作的行政行为。”一般来说，相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三个特征：行政相对人的确定性、不可反复适用性和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延期拆迁许可针对的是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即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其中，拆迁人的权益受到延期拆迁许可的直接影响，是直接的行政相对人；被拆迁人的权益是其权益可能受到许可行为不利影响的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是间接的行政相对人。拆迁人由房屋拆迁许可证直接载明，被拆迁人一般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载明的拆迁范围具体确定。延期拆迁许可不可反复适用，只适用于具体拆迁期限和拆迁范围之内的拆迁活动，拆迁活动一旦结束，延期拆迁许可也失去法律效力。延期拆迁许可具有直接的执行力，被许可人可以在拆迁期限、拆迁范围内依法进行拆迁。因此，许可延期拆迁是具有可诉性的具体行政行为。

五 司法对许可延期拆迁的一般处理

　　我国地广人多，拆迁法律制度有很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各地对房屋拆迁的规范差别很大，行政干预司法在拆迁诉讼案件中普遍存在，甚至在某些地方，政府制定红头文件要求地方法院不受理拆迁案件。即是对拆迁行政许可这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案件，不少地方法院也不愿受理，而是建议拆迁当事人通过调解、协商或者向政府反映的方式解决。很多法官经常挂在嘴边上的几句话就是“政府不让我们受理”“我们拿着政府的工资，现在你告政府，我们怎么敢受理，即使受理了也不会判你们赢的”“去和拆迁人商量着解决吧，你看看有什么具体要求，我可以帮着你们调解调解”。那么，对于拆迁当事人不服延期拆迁许可提起的行政诉讼，愿意受理的法院更是寥寥无几。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同样适用于延期拆迁许可案件之外，多数法院坚持认为延期拆迁许可是拆迁许可的延续行为而非独立行政行为也是个原因。判断延期拆迁许可是否具有可诉性，在司法环节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延期拆迁许可是否具有司法审查的可能性，二是延期拆迁许可是否具有司法审查的必要性。笔者认为，延期拆迁许可具有司法审查的可能性，无论是从法律上的可能性来看，还是从事实上的可能性来看，对延期拆迁许可进行司法审查都具有可能性。就法律上的可能性而言，我国法律没有对延期拆迁许可作出明确排除或者禁止司法审查的规定。迄今为止，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无一对延期拆迁许可的可诉性作出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此可见，只有上述四种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延期拆迁许可不属于上述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就事实上的可能性而言，对延期拆迁许可进行司法审查，从程序、事实和法律依据方面审查一个具体的延期拆迁许可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对人民法院而言并不存在超越其审查能力的可能，也没有技术方面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延期拆迁许可是否具有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呢？所为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是指如果行政相对人对某一类行为不服，法律没有为它提供司法审查之外的有效救济途径，只有进行司法审查，才能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些行为不具有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比如劳动争议仲裁，法律已经为涉及劳动争议的案件设置了仲裁这一司法审查之外的有效的救济途径；再比如刑事侦查行为，也不具有司法审查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和国家赔偿方面的法律已经为受到该类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提供了其它的救济途径。显然，延期拆迁许可具有司法审查的必要性。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许可延期拆迁决定，行政相对人不服的，除了进行司法审查和行政复议之外，法律并没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笔者认为，对延期拆迁许可进行司法审查是必要的。我国有些地方对延期拆迁许可案件的受理与审判作出了统一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了统一全市法院行政审判执法尺度，针对北京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作出了解答，制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三）》，针对“拆迁人在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拆迁工作，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予以批准的行为，是否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解答是：“拆迁人在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拆迁工作，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予以批准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无独有偶，二??八年四月至今，笔者代理的安徽省太和县某拆迁案件中，为了阻止房地产管理局的行政裁决行为，为拆迁当事人之间就拆迁补偿的充分协商赢得时间，笔者代理被拆迁人提起一系列行政诉讼如贾某等诉太和县房地产管理局拆迁行政许可纠纷案等。二??九年六月，笔者尝试就太和县房地产管理局的延期拆迁许可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目前经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由阜阳市颍上县人民法院异地管辖。可以预言的是，在张扬法治的当代中国，拆迁当事人救济权利的途径将愈加宽广，法院对延期拆迁许可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将更加从容和宽容，让我们拭目以待。


六 结语

　　房屋拆迁延期许可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行政管理职权相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对拆迁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司法审查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具体行政行政行为，延期拆迁许可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其具有可诉性。拆迁当事人对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作出的延期拆迁许可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房屋拆迁延期许可的可诉性实务研究》一文建立在笔者长期从事拆迁法律实务的实际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有关拆迁的法律等现有制度性规定，对延期拆迁许可的可诉性进行了条分缕析，以期对我国房屋拆迁制度立法的完善、房屋拆迁诉讼司法环境的改善、拆迁当事人不服延期拆迁许可决定的救济作出一些有益的探索。笔者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第144页。
【作者简介】吕国华，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北京专职律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律师执业证号：W0120061116312；主要业务方向：房屋拆迁等房地产法律实务，包括房地产征收、交易和建设等各个环节的法律事务。联系电话：13811168718，电子邮箱：lvguohualawyer@126.com，QQ：545852153。

对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时效的分析

栾桂平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有效时间。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对怠于行使权利者进行制裁，防止权利上的“睡眠者”。同时也避免因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间过长，情势发生较大变化，使得当事人难于举证，法院难于审理。超过诉讼时效，虽然权利人并不丧失诉权，但在法律上丧失了胜诉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36条的规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属于身体受到伤害要求的赔偿，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在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此一年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该法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加之交通事故案件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使得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在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掌握各异。
　　一、对《民法通则》第137条的分析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知道”完全是一个主观标准。这种主观标准虽然符合诉讼时效制度在于敦促主观上不积极行使权利者及时行使权利的主旨,但却忽略了客观上阻碍权利行使的其他诸多因素，使得该规则在适用中出现了很多争议,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体现得最为明显。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不仅取决于受害人的主观意愿，还要受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根据我国现行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程序和规定，客观阻碍诉权行使的事由通常为：1、事故发生即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交管部门还没有作出事故认定，无法起诉。发生交通事故后，交管部门要先进行现场勘验、指定就医医院、作出事故认定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规定作出事故认定的期限，仅仅原则性地规定“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因此，权利人虽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但起诉却受到交管部门责任认定工作的制约。2、交管部门作出事故认定后，一般都会对案件进行必要的调解。虽然调解已不再是必经程序，但多数当事人还是希望能够在交管部门解决问题，这势必也会拖延权利人行使诉权的时间。3、权利人治疗尚未结束，具体损害数额不能确定，无法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受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交通事故涉及人身伤亡，受害人的伤情需要不断治疗，医疗费用持续发生，是否构成伤残有待鉴定。并且治疗周期有长有短，长的要数月，甚至数年，故短时间内无法起诉。现实中，还常见另外一种情形，即事故发生时，受害人的伤情不明显或未曾发现受伤害，但事过境迁后，伤势加重或突现。4、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不知道具体的侵害人或赔偿义务人，无法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侵权行为人是明确的，受害人只要证明侵害事实即可以起诉。不过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诉将受到制约。（1）肇事人逃逸。受害人虽能证明侵权行为发生，也受到了侵害，但因没有明确的被告，不具备民诉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而不能提起诉讼。（2）其他赔偿义务主体不明。由于侵权行为人经济条件有限，不具备赔偿受害人全部损失的能力，为确保得到及时、足额赔偿，受害人往往要追加其他的赔偿义务主体，如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支配人、被挂靠单位等。在以上两种情形下，受害人的起诉时间会因查找侵权行为人及赔偿义务人而拖延。5、因受害人自身原因不能及时起诉。比如受害人属于重伤、老弱病残、孤立无援或文盲等类型的人，既不懂法律，也无经济实力聘请律师，亦无亲属可提供帮助。
　　（二）“应当知道”则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不论当事人事实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只要客观上存在知道的条件和可能性，就开始起算时效期间。但相关法律并未进一步规定构成“应当知道”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审判实践中，法官认定“应当知道”完全凭个人的“自由心证”，因此，该规则受法官的政治、业务素养、道德品格、价值取向、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弹性较大，使时效期间变成不可预期，不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威严，也易为法官的司法腐败提供可乘之机。
　　二、审判实践中采取的起算规则及其不足。
　　（一）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这是实践中最为常用的规则。很多人认为侵权纠纷案件“诉讼时效自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依据乃是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通常情况下，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都是当场受伤，所以大多数人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该自事故发生之日起算。但这个计算规则存在三个不足：即要受到上文提到的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受害人治疗时间和侵权人及赔偿义务人下落不明等情形的制约。《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6条又规定“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以事故发生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不尽合理。
　　（二）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实践中也有人主张以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算时效期间，理由是：既然事故认定书是起诉的前提条件，事故认定书的送达表明公安机关就道路交通事故的行政处理已经结束，接下来进入当事人私力救济的阶段，当事人可以申请交管部门调解，可以自行协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决。不过该规则同样也会受到交管部门工作程序和当事人治疗时间的制约。此外，有的当事人在交管部门达成调解协议，但到期后义务人不履行协议；有的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私下协商，但最终又未能达成协议。由于事故未经交管部门处理，交管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以上两种情形下，诉讼时效期间显然都无法从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计算。
　　（三）受害人治疗终结之日。治疗终结是一个医学概念，在临床医学上一般认为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和部分恢复并维持稳定的时期算是治疗终结。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损伤，什么情形、什么时间属于治疗终结，医学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法律上就更无此类规定了。因此，以治疗终结之日起算时效期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实生活中有的以出院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康复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有的以伤残评定之日作为治疗终结之日。这样一来，法院就很难认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原因是受害人主观上不积极主张权利，还是客观上不能主张权利。
　　（四）伤残评定之日。伤残评定之日虽然比较容易确定，但不是所有的事故受害人均需进行伤残评定，还有很多明显不构成伤残、无需进行伤残评定的案件。另外，有的受害人符合构成伤残的条件，但却不积极地进行伤残评定，从而导致时效期间不能开始起算。
　　（五）调解终结之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之前很多人主张时效期间应从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之次日起算。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4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上接第35页）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调解已不再是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必经程序，故其也不能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的事实依据。
　　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应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
　　（一）对于在客观上不存在阻碍诉权行使事由的采取主观标准，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开始起算。具体而言：轻微交通事故，交管部门未出具事故认定书的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计算时效期间；交管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的，自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之次日起计算时效期间。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属于轻微事故，事实往往比较清楚，受害人伤情轻微、财产损失较小，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一般当场或5日内就能制作出来并送达给当事人。
　　（二）对于在客观上存在阻碍诉权行使事由的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从“障碍消除后权利能够行使之日”起算，具体包括：1、对于受害人身体伤害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甚至需要后续治疗的，诉讼时效应自治疗终结之日或损失确定之日起算。没有构成残疾的以治疗终结之日开始计算；构成残疾的，以伤残评定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这样在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同时，还能使其安心治疗，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又可以节约司法资源。2、经交管部门调解未达成协议的，诉讼时效自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之日起算；调解达成协议，但当事人不履行的，自调解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3、受害人死亡的，自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算。4、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5、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自实际发生后起算。6、侵权人、赔偿义务人下落不明的案件，以明确侵权人以及赔偿义务人之日起算。
对于客观上是否存在阻碍诉权行使的事由，应在实体审理中由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辩论后，由人民法院进行认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栾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