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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税收司法的困境

殷 武*
（西北政法学院 西安 710063）

【摘 要】税收司法是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在实践中，税收司法存在诸多的困境，阻碍了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进一步的改革。
【关键词】税收司法 独立性 受案范围 行政权滥用 税收司法保障
司法，即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其宗旨在于排除法律运行障碍，消除法律运行被阻碍或被切断的现象，从而保证法律的正常运行，保持社会良好的法律秩序状态。在我国，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构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指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广义的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及管理司法行政的国家机关，即法院、检察院与司法行政机关。本文中司法采用狭义的概念，即司法权是指国家审判权，司法机关指国家审判机关。同样与之相对应的税收司法，即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
众所周知，我国现已加入的WTO世经贸组织，从原则上要求其成员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对于我国现行税收法制建设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税务机关执法和纳税人守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入世，我国应积极健全税法体系，转变执法观念，深化征管改革，规范税务部门执法行为，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保障国家与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探讨我国目前税收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了解税制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为进一步的改革税收法治建设，就产生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综观我国税收司法的现实状况，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税收司法独立性问题
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地位，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却在某些方面相当程度的受制于地方政府。表现在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上相当程度依赖当地政府、人员工资上受制于地方财政、人事制度上隶属于地方组织部门及各级人大等等，因而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大量的涉税案件审理受到当地行政机关的干涉，例如在涉及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上，各级行政机关往往认为：国有企业生存能力差，各方面应该给予特别的保护，加之如果对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进行判罚，最终实际落实责任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各级财政，追缴的税款又上缴了中央财政，对地方可说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基于此，各级行政机关在税收司法活动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干预着税收司法案件的审理活动，同时对于税收案件的执行干预行为更多，许多国企涉税案件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执行难问题。
二、 税收司法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现实中，我国税收司法受案范围的有限性及对于犯罪行为构成起点太低的弊病，客观上造成弱化了司法权，强化了税收行政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税收司法受案范围的有限性上。在税收体系中，司法救济的制定是为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而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税收司法权的行使范围仅能对税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对其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且对于具体税收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合宪性也不能进行审查，从而加剧了税收行政权的无限扩大。而实践中，在立法时对于税收关系中所设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起点又太低，从而使大量本应由司法管辖的案件全划归为税收行政管辖，客观上又扩大了行政权的范围，强化了税收行政权的效力。
三、 税收行政权滥用及强化问题
税收行政权的滥用及强化是一个现实中存在较为普遍的现象，从纳税人及税收机关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具体如以下方面：
1、纳税人利益受到侵犯时，最终较少选择司法程序进行解决。从大量实践案例中可以看出，纳税人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有对行政复议的决定提起诉讼的，而较多选择了放弃此项诉讼权利，除了部分因纳税人的法律意识不强外，绝大部分纳税人是从与税务机关以后长远的征纳税关系这一点来考虑，惧怕赢了官司，税务机关却会变相的进行打击报复：进行无休止、无故的税务检查；在验证、发案等的管理活动中设置障碍，滥用处罚权等。因而均不愿运用司法程序解决税收争议。
2、税收机关行政权的滥用。税务机关依法行使税收征管行政权，对于大量应由司法机关解决的问题，如偷税、漏税、骗税等刑事案件，常常以补税加罚款的形式结案，这样做某种意义上就使其年度纳税任务有了保障。另外也有出于对司法审判机关结果的预期不足，或是出于不愿意让司法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的想法，对于许多的案件甚至与纳税人讨价还价，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以罚代刑，其结果不仅又纵容了纳税人的再次犯罪行为，而且给国家的司法造成直接的冲击，其实质必然是导致司法权的强化，行政权的滥用。
四、 税收司法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
税收司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因此在人民法院内部单独设立税务法庭，而不必诸如海事法院、铁路法院一样另设税收法院应更较为妥善。原因有三点：首先，海事法院、铁路法院只是局部而非全国性的，而税收是全国性的，它涉及面广，渗透在最广大基层的各行各业，涉及到每一个公民；其次，如设立税务法院，还存在税务法院与现存各级法院的关系、税务法院与税务机关的关系问题，税务法院是设在各级税务机关之内，隶属于其呢、还是与其平行？再者，单独设立了税务法院，势必还要设立税务检察院，这样一来，全国将要新增许多机构，各级财政能否保证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尤其在当前很多地区连工资发放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制度设计的可行性就值得重新考虑了。因此，在人民法院内部单独设立税务法庭不失为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五、 税收司法人员现实素质存在的问题
由于经济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尤其在我国已加入WTO 的背景下，部分纳税人漏税、偷税、抗税、骗税及避税的手段不仅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并且有着向高智能、隐藏性更强等方向发展的趋势，这无疑加大了税收司法人员侦查与破案的难度。同时因为税收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对具体经办案件的司法人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各级司法机关里具有既懂法律、经济又懂税务、税收并精通税务会计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司法人员少之又少。因此，税收司法人员的现实素质跟不上今后国际国内税收司法工作的高要求，无疑是我国税收司法实践面临的又一个障碍，要突破此困境，势必要加强税收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法律、税收、税务会计等方面知识的强化培训，达到税收司法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
六、 税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体法、程序法的障碍
1、《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了税务机关的税收优先权，但行使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1）税收优先权流于形式，难于付诸实践。虽然《税收征管法》第45条做出了税收一般的优先性规定，但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缴纳所欠税款前优先清偿无担保债权或发生在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而致使所欠税款不能足额受偿时，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2）在财产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情形下，税收有无优先权？行使优先权该遵循怎样的程序尚未做出明确规定。（3）税务机关能否对担保物权设定在后的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占有和控制的欠缴税款即纳税人的财产，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来行使税收优先权？

2.《税收征管法》第50条规定了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有疑问的是，如果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先于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而致税务机关无法行使代位权或虽行使代位权但不足以清偿纳税人所欠税款，法律应如何处理？《合同法解释》第20条适用的前提是行使代位权的多个债权人居于平等的债权受偿地位。由于拥有已经公告（公示）的税款的优先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非居于平等地位。因此，法律应创设规范：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代位权前，须先行通知税务机关并于一定期限后行使代位权，
七、 税收司法保障制度的问题
对税务案件的处理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因此，亟需建立专门的税务司法保障组织，作为税收司法保障制度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组织保证。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税收司法保障制度本身。我国已加入WTO，国门已开始向全世界开方，大量外国公司的产品、技术、设备、资金的进入，使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也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税收争议与诉讼，单靠公安机关侦察税务刑事案件已越来越不可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了维护税收征管双方的权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完全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一支懂税法、懂税务、精财会的税务警察队伍。在税收业务能力上，能够在税务机关的定期培训、指导下得到有效地巩固和提高；在工作协调上，能够极大加强和有效开展与税务稽查部门的合作，联手有力打击涉税犯罪活动。



参考文献：
1、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2、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范立新：《关于税收司法改革思路的设想》，载《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9期。
4、周卫兵：《当前我国税收法制所面临的几个问题》，载《税务与经济》2000年第2期。
5、纪国英：《税收司法体制的国际研究比较》载《经济师》2004年第5期。
6、周广仁：《加入WTO后税收法制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载《当代财经》，2003年第1期。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甚至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许多国家都很注重加强网络信息法制建设，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应对日益突出的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网络信息立法涉及诸多方面，且彼此间内容多有关联，不易截然分开。我们将陆续地着重从维护网络安全、互联网内容管理、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发展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等几个方面，对一些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网络信息立法情况进行分类和梳理。

关于维护网络安全

早期的网络立法，侧重于保护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既包括物理实体的安全（即防止因自然灾害、事故或人为破坏而造成基础设施各系统的运行中断），也包括基础设施的逻辑安全（即保障支持设施运行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可用性、可靠性、完整性、保密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国立法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同时，也强调网络信息的安全，加强对网络犯罪的打击。

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全面的网络安全立法。为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保护和打击网络犯罪，美国从1977年开始陆续制定了多部法律。其中，1977年制定的《联邦计算机系统保护法》，首次将计算机系统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1987年制定的《计算机安全法》，是美国计算机安全的基本法律，目的在于提高联邦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明确规定，不允许利用互联网宣扬恐怖主义、侵犯知识产权、向未成年人传播色情以及从事其他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则加强了对侵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行为的认定和处罚。2000年通过的《政府信息安全改革法》，规定了联邦政府部门在保护信息安全方面的责任，建立了联邦政府部门信息安全监督机制。2002年3月通过的《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后纳入《电子政府法》），对政府机构的信息安全问题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2002年11月通过的《国土安全法》也涉及对包括通信设施在内的重要基础设施的保障。2002年通过的《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保护法》，建立了一套完整详细的关键基础设施信息保护程序。

美国还制定了《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1984年）、《公共网络安全法》（1997年）、《加强计算机安全法》（1997年9月通过、200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除联邦法律外，美国许多州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总统的行政命令在保护关键性网络基础设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合作层面，2006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计算机犯罪公约》，该公约于2007年1月1日在美国正式生效。这样，由联邦法律、州法律、联邦行政决定、一些判例及国际公约，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信息安全法律体系。

欧洲在网络安全立法方面也走在前面。瑞典于1973年4月4日通过的《数据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涉及计算机犯罪惩治与防范的法律。英国制定的《1990年计算机滥用法》，将未经授权接触计算机数据，未经授权非法占用计算机数据并意图犯罪，故意损坏、破坏、修改计算机数据或程序认定为违法。德国修改了《刑法》，规定资料间谍、计算机欺诈、伪造证据、与数据处理有关的交易诈骗、伪造证书、伪造证明材料、毁弃文书、篡改资料、计算机破坏、职务文书伪造等计算机犯罪及处罚。欧盟于2001年11月通过了国际上第一个针对计算机系统、网络或数据犯罪的多边协定——《计算机犯罪公约》（ConventiononCybercrime，也译作《网络刑事公约》），明确了网络犯罪的种类和内容，要求其成员国采取立法和其他必要措施，将这些行为在国内法中予以确认；要求各成员国建立相应的执法机关和程序，并对具体的侦查措施和管辖权作出规定；加强成员国间的国际合作，对计算机和数据犯罪展开调查（包括搜集电子证据）或采取联合行动，对犯罪分子进行引渡；对个人数据和隐私进行保护等。依照欧盟制定的统一指令和本国的实际情况，欧盟成员国纷纷研究出台本国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在亚洲，新加坡1993年制定了《滥用计算机法》，并于1998年6月通过了该法的修正案，新增三项有关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的罪名，以应付日益严重的计算机犯罪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韩国于2001年1月通过了《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以建立一套应对黑客、计算机病毒等破坏信息通信网络行为的综合性、系统性保护措施。日本将《刑法》的内容延伸到网络领域，增加计算机犯罪的条款，规定了关于电磁记录的不实使用罪、电子计算机损坏或故意妨碍他人使用罪、电子计算机使用欺诈罪、电磁记录毁弃罪等计算机犯罪及处罚。此外，日本1999年通过的《禁止非法接入行为法》，明确制止非法接入，预防计算机犯罪，保障通信网络的健康发展。

关于规范和管理网络内容

规范和管理网络内容，不仅是社会管理问题，也是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政治问题。由于具体国情、历史传统的不同，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的管理模式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律和行业主导三种基本模式。管理模式的不同，在立法上也有相应的体现。

（一） 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

这以新加坡和德国等为代表，多采用专门立法规范网络内容，甚至对网络内容提出具体要求，政府直接从事网络内容监管等日常管理工作。德国于1997年通过《为信息与通讯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又称“多媒体法”）。该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网络专门法，对包括网络内容在内的电子网络空间的行为提供了全面、综合的专门法律规范。该法将出版物概念扩展到“音像载体、数据存储设备、图片和其他表现形式”，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内容责任，对未成年人保护作了明确规定。2000年12月，德国联邦最高刑事法院通过对“托宾案”的裁定，还确立了网络内容域外司法管辖权。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制定互联网管理法规的国家之一。在澳大利亚，有关互联网管理内容的法规及标准由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行业机构、消费者共同制定，主要有：《广播服务法》《反垃圾邮件法》《互动赌博法》《互联网内容法规》和《电子营销行业规定》。《广播服务法修正法（在线服务）》，俗称《互联网审查法》，正式确立了官方性质的互联网内容分级体系。由澳大利亚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负责网络内容的监管，根据举报进行调查，并向网络提供商发布相关指令。澳大利亚还颁布了《垃圾邮件法》。

新加坡有严格管制媒体内容的传统，管制内容集中于政治和道德两个方面，相关法条全面、细致。在互联网发展与管理中，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广播法》及以其为依据制定的《广播（分类许可）公告》《互联网行为准则》，是新加坡互联网内容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其他管制内容则散见于《刑法》《国内安全法》《煽动法》《维护宗教融和法》《不良出版物法》等法律法规之中。法律规定实行网络分类管理，所有网络服务提供商、讨论政治或宗教问题的网络内容提供商、在新加坡注册的政党组织所建网站、经营网上报纸并收费的内容提供商，都必须在媒体发展局登记后方能开始运营。

韩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互联网审查专门机构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强制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实行比较严格的手机实名制和有限的网络实名制。2001年通过的《促进利用信息和通讯网络法》规定，由国家信息通信部来推广和发展过滤软件，对未成年人有害的网络内容划分等级；被划为“对未成年人有害”等级的网站必须有电子标识。在《电信商务法》框架下，还发布过关于网络内容管理的专门法令，如《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2001年7月）在法制层面上确立了网络内容过滤的合法性，审查范围包括BBS、聊天室，以及其他“侵害公众道德的公共领域”“可能伤害国家主权”和“可能伤害青少年感情、价值判断能力的有害信息”。2005年，韩国发生了一系列轰动事件，如有关演艺明星隐私的大批所谓“X档案”在网上被疯狂转载，引发韩国社会关于“网络公开性与个人隐私保护”等的讨论和反思。2005年10月修改《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为网络实名制提供了法律依据。网络实名制就是网民在网上发言、申请邮箱或注册会员，要事先填写真实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等详细信息，系统核对无误后才能拥有自己的账号并发布留言。2007年7月《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生效，对35家主要网站实施实名制。2008年，韩国影星崔真实自杀后，又催生了实名制网络法——《信息通信网络法修正案》（俗称《崔真实法》），规定日点击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都需要实行实名制，进一步扩大了网络实名制的范围。但是，2011年7月份韩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黑客事件，网站大规模泄漏个人信息事件，韩国行政安全部8月11日表示，出于保护网络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的考虑，韩国政府打算分阶段逐步取消网络实名制。

（二）政府指导下的行业自律模式

这以英国为典型代表，政府并不直接从事网络内容的日常监管，而是将大量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具有半官方色彩的行业自律组织（如英国的互联网监视基金会IWF），由它间接控制网络内容，政府自己则居于“把关人”的地位，提供立法和执法方面的补充、保障、支持和指导。英国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秉持“监督而非监控”的理念，没有专门针对网络内容管理的立法，甚至也没有统一的《新闻法》和《出版法》。英国政府将网络媒体视为出版物的一种，沿用现有法律——如《刑法》《诽谤法》《藐视法庭法》《青少年保护法》《种族关系法》《公共秩序法》《性侵犯法》《淫秽出版物法》《广播法》等来规范其内容。为应对恐怖威胁，英国也注意在立法中赋予政府一定的网络管制权力。2000年制定的《通信监控权法》，规定在法定程序条件下，为了国家安全或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政府可以截收或强制性公开认为必须予以公开的网上信息内容。2001年开始实施的《调查权管理法》，要求所有的网络服务商均要通过政府技术协助中心发送数据。该中心则由军情五处负责运营，其官员可以检查和阅读所选定的任何电子信息。

1996年6月，法国邮电、电信和空间部长菲勒对一部有关通信自由的法律进行补充并提出《菲勒修正案》。该法案根据互联网的特点，为互联网从业人员和用户之间自律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有关问题提出了3个方面的措施并规定了相关刑事责任，但这一修正案在宪法委员会进行的事先审查中就被否定，胎死腹中。从1999年初开始，法国开始执行“共同调控”的互联网管理政策，共同调控建立在以政府、网络技术开发商、服务商和用户这几方经常不断的协商对话基础上。为了使“共同调控”真正发挥作用，法国还成立了一个由个人和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常设机构，即互联网国家顾问委员会。

（四） 行业主导模式

这以美国为代表，政府通常放弃通过专门立法等手段干预网络内容，对网络内容的管理由非官方性质的行业协会自发进行，但网络内容同样要受其他非专门立法的约束。

美国除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色情侵害的立法外，很少有专门针对互联网内容管理的法律。“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迅速通过立法赋予政府网络监控权。2001年通过的《爱国者法》，通过修订《联邦刑法》《刑事诉讼法》《1978年外国情报法》《1934年通信法》等，授权国家安全和司法部门对涉及化学武器或恐怖行为、计算机欺诈及滥用等行为进行电话、谈话和电子通信监听，并允许电子通信和远程计算机服务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向政府部门提供用户的电子通信。2002年11月通过的《国土安全法》，进一步要求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在调查机关要求下，有义务向美国政府提供用户的有关信息和背景；警方有权监视互联网上包括个人电子邮件在内的信息来往；如果出现“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或“受保护的电脑”遭到袭击，当局无须事先征得法院同意，即可监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上的其他相关信息。在此情形下，服务商信誉和客户机密须让位于国家安全。美国还专门颁布了《反垃圾邮件法》。

关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国际上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概念主要有三个，分别是“个人数据”“个人信息”与“隐私”。其中，使用“个人数据”概念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主要是欧盟成员国以及受欧盟1995年指令影响而立法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普通法国家(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除外)，则大多使用“隐私”概念。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则使用“个人信息”概念。概念的不同主要是源于不同的法律传统和使用习惯，实质上并不影响法律的内容。虽然各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在许多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但都具有两个共同特征：（1）法律保护的对象是作为自然人的个人；（2）法律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使能够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不被随意收集、传播或作其他处理,侵犯个人的权利。

美国十分重视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宪法第四修正案专门规定了公民的隐私权。为规范网上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发布和隐私权保护，美国先后制定了《电子通信隐私法》（1986年）、《通信净化法》（1996年，后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数据保密法》（1997年）、《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1998年）、《网络电子安全法》（1999年）、《网络安全信息法》（2000年）等法律。其中，《数据保密法》规定，出于商业目的收集个人（包括儿童）信息、发送主动式电子商务邮件等行为，要建立自我规范制度。还规定了出现纠纷后的调解和仲裁办法，同时禁止透露或使用某些政府信息、个人保健和医疗信息等。《公共网络安全法》规定，政府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个人的隐私权、知识产权及网络使用者的个人安全，如有侵权行为发生，应对侵权人进行惩罚。《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主要针对在线收集13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的行为，规定网站管理者要遵守隐私规则，必须说明何时和如何以一种可以验证的方式向儿童家长索求同意，并且网站管理者必须保护儿童在线隐私和安全。

欧盟将隐私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并延伸到个人数据的保护，于20世纪90年代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网上隐私保护的法令。主要有：《欧盟数据资料保护指令》（1995年，欧洲议会）、《电子通信数据保护指令》（1996年，欧洲理事会）、《互联网上个人隐私权保护的一般原则》（1999年，欧盟委员会）、《关于互联网上软件、硬件进行的不可见的和自动化的个人数据处理建议》（1999年，欧盟委员会）、《信息公路上的个人数据收集、处理过程中个人权利保护指南》（1999年，欧盟委员会）等。这些法令为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商提供了清楚的隐私权保护法则，为成员国立法提供了明确的路径。同时还规定，第三国的隐私法律只有经欧盟委员会判定达到“充分的”保护标准，才能自欧盟向其进行跨境个人信息传输。2001年欧盟又出台规范共同体的职能机构组织处理和传播个人信息的专门规章。至此，欧盟已在其成员国间建立起统一有效的网络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欧盟成员国中，英国早在1984年就制定了《数据保护法》，此后又出台了《2002年电子商务条例》。法国1978年制定的《信息技术与自由法案》涉及个人数据保护。德国先后制定了《电信服务数据保护法》（1997年，作为《多媒体法》的一章）、《联邦数据保护法》（2002年）等，加强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